【作者简介】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非洲发展问题、南南合作及南北关系方面的研究。
本土知识即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知识,是古老的知识形态。近代以来,本土知识被西方知识的光芒所遮蔽,被西方的知识霸权所排斥,一路走向黄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长期处在“西化”的阴影之下,本土知识被圈在民俗的王国里,并未受到广泛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新经济形态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本土知识的价值不断被发现,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关于本土知识,我们知道得越多,不知道得也越多,基本的、基础性问题还有待研究。
一 本土知识的再发现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激活本土知识的重要动力。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大会呼吁应利用人类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智慧保护环境,应着力培植全球新的环境敏感型的文化和知识智慧。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生态学的环境问题警示即被提出,到20世纪50年代,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通过消费和再生产的协调和不断循环,使生命世界维持自然平衡,被定义为生态学的主要任务,生态学的保护观念和手段逐渐进入发展领域。接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生态发展运动(eco-development movements)把生态系统研究的整体观拓展到社会研究领域。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人类生态学大会指出,为保障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健康,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平衡。但是,早先的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专家不得不向工业发展的利益低头、让路,多用货币来判断保护的价值,这样,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考量出现在早期的生态目标之中。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的经济关系原则被普遍接受:环境管理即人类如何控制生态系统,包括最大限度地获取人类的回报。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生态学观点逐渐从“智慧利用”(wise use)转向“均衡的智慧利用”(equating wise use),以更好地处理工业发展中自然资源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关系。但“经济+生态”的理想模式始终存在内在冲突。经济学和生态学分属不同的时间坐标系,经济学观点主张分期偿还生态系统被破坏的代价,生态学的观点则更加强调预设增长的有限性、平衡性。这种学科认识的冲突把保护生态学的注意力引向了非工业化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储存有人类管理自然资源的基本原理和丰富知识,在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之前,许多“原始”的族群早已成功地适应了多种多样的极端环境。例如,生活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Bushman)已发展出有效的水分配办法。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人口控制、能量流的管理、稳定的生态系统和政治秩序,这些多种多样的“发展节制”理念进入生态学关注的范畴。
然而,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经济学做不到,生态学也做不到。1980年,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即勃兰特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Brandt Commission)发布《南方和北方,一个生存计划》(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的报告,深入分析了人类发展的制约因素,呼吁全球应紧急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生态恢复和生态保护。该报告不再强调北方国家在国际保护行动中的科技优势,相反,大力倡导利用本土知识系统保护人类环境。报告指出,北方增长的理念没有考虑到增长的质量,应反对一味拷贝发达国家模式的思想,避免混淆增长与发展的差异;发展没有统一的方式,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路径,与历史和文化遗产、宗教传统、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气候和地理条件、国家的政治体制等密切相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文化特性是价值系统的基本要素,文化特性赋予人以保护大自然的能动性,包括尊严和能力。于是,保护的文化维度、以人为本的思想,逐步出现在自然资源管理的实践中,虽然带有一定的理想和浪漫色彩,但却明显地把本土知识从边缘地带推进到环境保护领域的中心,所谓的“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开始浮现,如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民族植物学认为,当代自然保护应是基于自然、文化、生态技术相联结的新范式,通过把生态结构和文化特征结合起来,以促进不同社会的生产进程成为多样的、可持续的,实现自然资源的再生产。借助民族学、人类学提供的社会要素分析,民族植物学揭示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例如,宗教信仰和实践作为保护方法受到民族植物学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民族植物学逐渐发展起来,涉及巴西亚马孙流域、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
尽管“民族科学”的提法及其学理的自洽性一直受到质疑、批评,但自然资源的管理经历了从纯粹经济观到生态观,再到文化要素不断嵌入的过程,保护的文化维度广泛渗透到政策和法律之中,本土知识的价值逐渐彰显出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态发展运动的主题转向强调环境效益,更加关注本土知识的实用性和经济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和世界银行1988年的年度报告吸收了生态发展运动的有益成果,在乡村发展中进一步强调自然环境与本土知识的关联性。尤其是在农业和环境联动的国际发展领域,本土知识的运用取得长足的进展。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口问题、贫困问题与环境问题缠绕在一起,加剧粮食短缺与环境破坏恶性循环的危机;二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项目中,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西方技术转化到非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常常导致过度开发、资源耗竭、物种灭绝和发展崩溃,如大量的外部投入,包括化肥、除草剂、杀虫剂、杀真菌剂等,不仅成本高,并且造成严重的污染,给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蒙上阴影。为破解现代农业与环境联动的时代难题,发展学、人类学、社会学、农学、植物学和土壤科学等领域的专家走向联合,聚焦乡村、基层社区,搜集、分析本土农业知识,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出路。随之而行,本土知识被不断带入全球性的讨论之中,与本土相关的文化多样性问题引起广泛的研究兴趣,新的、跨学科的本土知识理论和实践不断涌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问题、低碳转型与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经济形态和知识社会形态、第三波全球化,形成激发保护、利用本土知识热情的两条主线。一方面,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开始,全球性发展议程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千年宣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2063年议程》《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越来越把传统文化、本土知识列为重要事项。例如,《21世纪议程》指出,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重新考察和应用本土知识和技术,使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获得最佳的结合,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社区自古以来就是社会运行、管理的基本功能单元,恢复传统社区的知识和职能,再造传统社区新功能,是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挑战不可或缺的一环。另一方面,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要有国家、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牵头组织的普适性适应,也要有从具体的小生境出发、依据地方条件和经济能力而广泛采取的自下而上的自主性适应。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自上而下的统筹、动员能力不足,如只有少数国家有能力主持开发、部署耐旱品种和实施有计划的气候变化干预措施,因此,恢复、再造传统社区的职能,提高自下而上的适应能力,显得尤为现实和紧迫。如卢旺达、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吉布提、马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等国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把传统社区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节点,重视发挥其基于本土知识的枢纽作用,包括强调传统社区本土知识、本土适用技术、本土环境管理机制的功能,重视社区知识与生态保护能力、碳汇项目、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关联,突出基层组织的综合动员能力、适应性和参与式管理的价值。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紧张关系引发广泛讨论,重新评价地方文化、再文化化(reculturation)和本土化(indigenization)受到普遍的重视和支持。例如,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份名为《走向知识社会》(Towards Knowledge Societies)的报告,指出,不存在单一的知识社会模式,每一种社会都应倡导其本土知识的价值;知识社会的兴起给南方国家带来新的机遇,本土知识正在成为发展的新起点;对南方国家而言,应推进丰富的本土知识向前发展,并与国际知识相联结,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只是知识的消费者。其实,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应理解为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组合。国际化是要遵循共同的标准和游戏规则,属外在通道;本土化是要提供内容生产,属内在通道。本土化的内在通道才是通向全球化的根本性路径,而本土知识就是本土化的主要素材,其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自殖民始,世界就被分割为西方和非西方。在殖民时代,形成控制—从属模式,西方统治着非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主导—追随模式,西方是所谓现代化的标杆、模板,非西方是传统、落后的代名词,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就是“向西看”。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中心—边缘模式,西方是中心,非西方处在边缘化地带。进入21世纪以来,东升西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第三波全球化逐步激活非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一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式制度的内在矛盾不断尖锐化,西方控制世界的关键领域如科学技术、先进制造、道义大旗等的地位开始动摇。在此背景下,形成守成—挑战模式,西方在守,守科技制高点,守政治、经济、文化霸权;非西方在争,争发展权,争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西方不断制造知识壁垒,不断抬高发展门槛,力图重塑“中心—边缘”这种传统的、单向度的全球化模式。非西方世界要挑战西方长期据守的知识和技术高地、规则和标准高地,开创新型全球化模式,转向本土创新,成为普遍的战略选择。从东西角度看,探索本土发展道路,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虽然,不存在唯一的、必然的和普适的发展模式,更不存在什么所有国家都要遵从的全球模式,文化的独特性和相对性才是通则,这种认识已被广泛认可,但是,以罗斯托模式为基础的发展理论,包括后来相继出现的文化解释模式、依附理论、制度解释模式等发展理论,都基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把西方奉为圭臬,始终认为,不同文化终将通过相同的文化进程而达至发展和现代化。对此,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把现代化的“共同性”等同于“同质性”,源于西方把现代文化视为所谓的“普世文明”;“普世文明”的语境是西方基于殖民经验而把世界分为文明和野蛮两种社会的主张、态度;在当代,“普世文明”又添加了两层含义,一是特指西方精英层为主体的世界掌控者所抱持的共同价值,即所谓的“达沃斯文化”;二是西方消费模式、大众文化席卷全球所创造的一致“向西看”现象。“普世文明”论意味着,西方文明等于“普世文明”,现代化等于西化。虽然,亨廷顿总体上是在为西方中心论做辩护,但是,他从西方的角度洞察到非西方本土化运动的起因、蕴藏的力量和趋势。亨廷顿认为,“普世文明”论夹带着自负、傲慢的情绪,是导致东西方分裂的根源;正是“普世文明”论激发出非西方的本土反抗精神。从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看,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十分复杂,有“拒绝二者”的,如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有“接受二者”的,典型代表是土耳其的凯末尔和19世纪末中国、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的俄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其认知逻辑是“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和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互相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也有“接受前者、拒绝后者”的,这种选择“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盛行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是东方国家、伊斯兰世界回应现代化的普遍选择,如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的“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埃及的“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等主张;还有“拒绝前者、接受后者”的,如许多非洲国家,是“没有发展的现代化”,或现代化最失败的国家。亨廷顿进一步指出,这些现代化形态的出现有大致的时间顺序,但不同国家“开悟”的时间、节奏并不一致,几种形态还会反复、颠倒顺序,但确定的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本土化一直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命题;事实证明,西方化和本土化这两个现代化的副产品,前者逐渐走向衰微,后者越来越具有活力。事实确实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土发展模式迅速崛起,东亚、印度、非洲、拉美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都在不断探索、整理、提升自己的本土发展模式理论。虽然本土发展模式多种多样,在政治运作、族群偏向、信仰纷争、实用性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对接等方面都存在着界定和操作的困难,很少有成型的本土模式能完好、独立地发挥作用,但是,多国的实践证明,一国的发展虽然很难归于某种单一的发展模式,但本土发展模式不失为混合发展形式之一,是自立、自为的根本;本土知识承载并反映着一族一国的历史、生存智慧和文化价值,是建构本土发展策略的基础。从南北角度看,当前,逆全球化浪潮正在加剧南北矛盾,自主知识生产成为非西方国家应对全球化压力的关键所在。西方的逆全球化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历史上,每一次全球化浪潮都伴随有逆全球化的反动。但是,前两波逆全球化浪潮主要发生在西方内部,当下的第三波逆全球化浪潮则不同。不变的是,逆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延续着西方的本土主义传统。变的是,这一轮逆全球化浪潮外化、转嫁西方内部矛盾,针对非西方国家滥用单边行动,不断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主义,以退约、制裁、构筑小院高墙、挑动地区争端、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等超越底线的手段破坏国际合作,不遗余力地对新兴大国实施战略分化、战略遏制,把全球化逼到崩溃的边缘。于是,逆全球化浪潮演化成西方与非西方政治制度较量、控制与反控制、霸权与反霸权的战场。例如,西方为了化解国内矛盾,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重建实体经济,弥补新经济吸纳就业不足的短板。表面上看,这是西方内部自救的问题,似乎无可厚非。然而,西方“再工业化”并非简单地把传统制造业再搬回去,那样做是缺乏竞争力的。实质上,西方的“再工业化”,一方面是瞄准低碳转型、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力图创造现代化、全球化新样态,抬高发展门槛,把刚刚学会跟跑的非西方世界再度远远抛在后面;另一方面,是科技封锁,阻断竞争者——非西方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上成长的通道。遏制非西方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和关键手段,这一事实就是明证。第三波全球化形成全球供应链,非西方国家参与全球化主要依托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核心价值是渗透其中的技术要素,西方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就集中体现在广泛嵌入全球供应链中的技术要素之上。因此,西方的“再工业化”,不只是化解国内矛盾、规避全球化风险、对冲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手段,而且是维护等级制的全球科技和经济格局的战略选择。又如,南方国家多属资源富集国,是全球自然资源的主要储藏地,但也是全球的贫困极,数以十亿计的贫困人口聚集在南方国家,他们不仅是生物多样性最为切近的看护者,而且还需要依靠生物多样性资源生存下去,并获取发展的基本条件。有研究表明,越靠近赤道,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相反,越接近地球两极,生物多样性越贫乏;北方国家主要分布在生物多样性贫乏的地区,而南方国家大多分布在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的热带地区。热带地区拥有30万—75万种植物,全球具有医药价值的植物超过2/3的种类发源于南方国家,全球食品的基本供给主要依靠南方国家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然而,一方面,南方国家由于缺乏现代开发技术或无力支付高技术成本,在全球资源利用中明显处于劣势,但却要为全球自然资源的保护承担相对负担更重、责任更为直接的重任;另一方面,全球变暖加剧,物种消亡速度加快,森林覆盖面积缩减,海洋鱼类被过度捕捞,这些公共因素的变化对南方国家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资源枯竭和环境质量恶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南方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受到制约,还将为寻找替代途径而支付更高的发展成本。在此背景下,挖掘本土知识资源、建构自主创新体系,成为非西方国家的生存选择,重要而紧迫。在非洲,虽然把知识作为发展的武器,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国家的发展政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实践的采用方面,在发展进程中促进本土实践则很少被系统考虑,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把本土知识纳入发展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多,包括整合本土知识进入科技创新体系、减贫计划、教育政策以及立法、政府管理、国家建构等领域。例如,世界银行非洲地区知识和学习中心编制出《本土知识与发展行动框架》,乌干达发布《本土知识与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和行动框架》,并把本土知识在减贫中的应用机制编入《乌干达国家整体发展框架》;“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积极倡导基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南非政府颁布《本土知识系统政策》,并设立本土知识国家研究基金;“非洲科技整体行动计划”把本土知识的保护与利用列入其中,并指出,非洲有着丰富的本土知识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它们根植于非洲的文化和生态多样性之中,数千年来,非洲依靠它们解决特殊的发展和环境问题,这些知识和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抵抗艾滋病毒和其他疾病,防止环境退化等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本土起源的应用性技术具有强交叉联结性,是创新的肥沃土地,应将其列入非洲的科技发展战略,建设非洲本土知识数据库,加强对本土知识的保护、开发;赞比亚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着手推动国家战略关注本土知识的保护与利用;截至2020年,南非政府先后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案》《本土知识系统政策》《知识产权法修正案》和《保护、推广、发展和管理本土知识体系法案》等,形成本土知识保护的法律框架体系。此外,肯尼亚、坦桑尼亚、斯威士兰等国建立国家防灾、减贫方面的本土知识应用信息系统,启动本土知识教育、培训和管理计划等。
自17世纪的认识论革命以来,西方世界逐渐形成知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即实证主义原则。实证主义原则包括理性、客观性、可实验性、可重复性、可检验性等要素。在实证主义原则的框架之下,基于文化语境中的直觉认识、经验和不可控观察所形成的知识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具备“知识”的资格,导致本土知识长期被视为无用的、低级的、陈旧的故事,被排斥在现代知识的视野之外。但是,在科学发展史上,本土知识是科学知识发生、发展的土壤,证据俯首可拾。现代科学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对人类知识进行整合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知识从本土知识之中分化出来的过程。科学知识的来源带有模糊性和综合性,但众所周知,亚洲民间知识对西方科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早在中世纪后期,东方的实践和思想以及由伊斯兰世界所保存的古希腊文献,即开始向欧洲汇集,构成现代科学诞生的土壤。近代欧洲向全球扩张开始后,西方整合全球知识的进程大大加快,如为了殖民的目的观察本土实践、收集本土资料,欧洲的植物园、博物馆、百科工具书都搜罗了东方的物种、文物、知识和经验。即便是科学实践已经独立,其方法论自觉仍然与民间经验相联系。例如,达尔文就是在信鸽谜的知识基础上发现自然选择的细节,现代后林柰(post-linnaean)生物学的种子发生分类学也是基于民间传统的模板。从这样的角度看,西方知识同样包括科学知识和西方的常识(common sense),西方的常识其实就是西方的本土知识,其中也包含着东方民间知识的汇入。事实上,大量科学知识是在多种多样异质性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田野研究基础上产生的,离不开行业专家、本土专家的积累和探索,这是科学实践与民间知识相联系的重要事实。历史地看,本土知识远较科学知识要古老,本土知识是一切知识之根。19世纪以来,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科学知识一直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展的有力武器,于是,出现了对科学的崇拜、唯科学主义。在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真正的科学常常被外行用伪科学的术语所装裱,增加了科学的神秘性和不透明性,掩盖了科学最基本的特征——开放性和易读性。其实,把科学神圣化,抑或要求科学包医百病,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同的知识领域都有它的作用边界,诸如人口、贫困、环境、战争等全球性问题,仅仅依靠科学知识体系,是难以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对世界的描述,诸如痛苦、困厄、美的感觉等存在的意识,也不可能完全由科学来实现,因为人类存在的真相远较科学的真相要复杂得多。通常认为,本土知识固着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之中,其显著的特征是具有价值负荷、情景依赖,与之相反,科学知识与情境性无关。然而,从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来看,科学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科学成果赖以产生的实践背景,越来越受到重视;科学家工作空间上的多样性、不规则性和异质性,知识创新的地域性、情境性,越来越得到证实。情境性虽然有把科学带入相对主义迷茫丛林的危险,但却突破了科学知识观的传统范式。早在20世纪上半叶,人文主义者就对实证主义知识观提出质疑,科学人文主义的首倡者乔治·萨顿即主张,科学与历史、时代精神以及个人存在、思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和技术体系的跨文化比较成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其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创造出来的理解自然界的方式,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作为知识体系来加以比较”,地方性的创新往往是科学知识的潜在基础。跨文化比较促进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文化同样具有高度异质性,科学理论本身就是异质的地方性实践的聚合体,所有的知识体系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前期劳动基础上的集体实践的产物;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存在张力,正是这种地方性和普遍性之间不同程度的“磋商”,使知识的演进获得动力。本土知识对科学创新的贡献常不为人知或被低估。其实,现代疫苗的产生正是源自牧人的经验,盘尼西林(Penicillin)的发现过程同样基于本土经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天文学、药物学、食品技术、冶金甚至数学等的基础大都源自传统知识和实践,只是在过去的一二百年里,科技的空前进步产生一种明显的偏见,即把源自本土知识的贡献和发明归功于受过规范教育的研究者和工程师,把未经过科学实验程序验证的本土实践排除在科学殿堂之外,导致大量的本土知识被遮蔽。事实上,科学与本土知识相连之处,往往是知识创新的生长点。有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本土知识的输入,今天使用的很多有价值的医药产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没有本土农业知识提供食物保障,世界上可能有2/3的人口无法生存。非洲本土知识同样具有丰富的科技创新价值。非洲科技史专家的研究表明,今天,大量非洲的本土知识遗产仍然具有自身的活力和价值,是非洲促进知识生产、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基础。例如,在传统医药方面,非洲形成了共同的医疗原则,其中包括被科学证实的技术和策略,在当代仍具有特殊的价值,如水疗法、热疗法、针刺法、隔离疗法、正骨法和一些外科手术,以及癌症、毒瘾、肥胖症、糖尿病等的治疗方法,都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传统药物和疗法;传统医疗技术不仅一直被使用,不断得到完善,而且一些技术被重新发现、发展,有些精神病学方面的医疗方法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如传统外科手术包括妊娠诊断、卵巢切除、麻醉药的使用、脑部手术和肿瘤切除术、接骨都有成功的案例。在数学方面,设在莫桑比克的非洲数学会搜集了大量非洲数学史的信息资源,丰富地呈现出非洲数学的发展历程,如跨撒哈拉贸易、与亚洲的贸易、大津巴布韦王国与斯瓦希里城邦间的贸易,创造出系统的计算和测量系统;伊斯兰地区的计算方法已十分精确,一些本土计算系统使用十进制,而约鲁巴(Yoruba)计算系统则是二十进制;非洲存在多种计数系统和符号,被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和游戏。在建筑技术方面,非洲建筑存在多种概念、技术、材料和使用方法,建筑形制有拱形结构、圆顶结构、圆柱和走廊结构,一些建筑有调温装置,罗马、伦敦、华盛顿和纽约都藏有非洲的大石碑和方尖碑等建筑工艺遗物,构成现代建筑艺术灵感源泉的重要成分。《非洲科技创新战略2024》(STISA-2024)指出,非洲国家要利用好丰富的本土知识资源,以提高吸收发达国家新技术的能力,形成本土创新体系,促进产业本土化,为非洲青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肯尼亚从独立后编制的第一份教育报告《1964年奥明德报告》开始,就重视将本土知识纳入教育课程的框架。肯尼亚教育改革政策指出,教育系统的目标之一是尊重、培育和发展本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课程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利用本土资源解决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将本土知识纳入正规教育系统的重要性。肯尼亚课程重建的主要内容包括将本土文化、地方历史和地理、口语文学编入课程,将本土知识和方法引入课程的教学创新,尤其注重吸纳社区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工具和技术的概念,利用本土知识塑造全面发展的个人,增强国家本土创新能力。南非高等教育机构重视本土知识在研究和教学中的应用,如西北大学从2001年开始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引入本土知识,不断加强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联结。津巴布韦的教育改革把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与本土文化、本土知识结合起来发展,以提高本土科学技术发展的竞争力。时任津巴布韦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部部长阿蒙·穆尔维拉(Amon Murwira)指出,科学是推动工业的力量,不过,科学教育的理念、内容主要源于西方,怎样使西方的科学教育本土化,是津巴布韦教育改革探索的重要议题;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的知识是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传统医疗方面,加纳建有传统医学局,将传统医药知识嵌入医学教育,以打通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联结,努力在二者之间建立可识别的和标准化的医卫互补体系,70%加纳人的基本医疗保障依赖传统医疗保健系统。在加纳库马西大学(KNUST),药剂和药学学院建有草药系,培养草药医生,该系学生具有药用植物的科学知识,并能从本土对抗疗法的角度诊断疾病,使用草药治疗。肯尼亚政府将土著医疗系统整合进国家医疗保健系统,以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如基库尤人使用草药治疗疟疾,既有效又廉价。从全球知识生产、传递的大格局看,在知识经济时代,推动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联动、联结,推动本土创新进入全球知识生产链,是非西方国家的立国之本,也是缩小南北差距、破解南北矛盾的根本之策。自16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的近五百年里,人类知识生产、知识创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全球知识流动的主流方向是单向的,即从北方流向南方。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南北知识流动链上重要的一环,犹如知识加工厂和知识泵站,给由北向南的知识流动增加推力,同时,拉动南方知识向北方流动。技术转移概念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与南北问题相联系。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首次提出技术转移,初衷是为了推动技术从北方流向南方,以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目的相去甚远。有研究显示,世界技术贸易总额的八成以上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量仅占一成左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量则不到一成。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研发能力不断增强;二是全球性问题拉动研发投入(R&D)在南北间流动。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自主研发能力填补了南北之间巨大的技术势位差,在南北之间搭建起桥梁,使由北向南技术转移的条件越来越好。同时,又在南方国家内部形成新的技术势位差,为南南技术转移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另一方面,在南北知识关系中,南方国家的巨大需求构成北方国家的创新土壤,南方国家的创新又反过来为全球知识生产注入活力和动力。因此,增强本土创新能力,是推动技术、知识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双向流动的基础,或可改变近代以来人类知识由北向南单向流动的格局,释放人类知识生产的潜能。例如,中国要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立国是根本,整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创新要素,建构南北、南南知识生产、传递新格局是关键。以中非科技合作为例,中国处在“发达国家—中国—非洲国家”的技术转移链的中间环上,充当着“媒介”“桥梁”“新动力源”的角色,需要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具备集成创新、整合输出的能力;需要参与全球技术创新、产业标准制定,不断提高技术—制度—文化一体化的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努力为全球知识生产与创新链提供推和拉的结构性支持。
与本土知识被广泛应用相比,本土知识研究总体上尚处在起步阶段,学理辨析的一些方面甚至陷入邯郸学步、进退维谷的境地,迫切需要新锐的学术力量来开拓。非洲知识史专家格罗雷奥·艾米格瓦里(Gloria Emeagwali)教授认为,非洲文明对现代文明同样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几何学、代数学、医学、药学、物理学、化学、外科学、宇宙学、文学、诗歌和戏剧、宗教和伦理等科学文化,以及棉花、黍、西瓜、可乐豆、咖啡等农作物的驯化,都凝结着非洲人的智慧。但是,她指出,识别非洲本土知识系统,存在诸多理论上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学理研究,像玻普、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深入研究主流科学的知识问题一样,用新的分析结构理解本土知识,这是非洲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在非洲大陆的历史进程中,基本的心理、智力和经济因素独立于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应把欧洲人的贡献、发明和技术与本土知识分割开,剥去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化和再殖民化影响,以凸显本土知识作为智力资源的价值和意义。确实,本土知识话题包含的问题非常之多,许多问题要深究下去,涉及多学科的交叉,甚至知识范式的变革,难度很大。例如,本土知识的收集和文档化保存包括若干步骤,如识别和鉴定、证实、记录、储存、转移、传播、交换等,而第一步“识别和鉴定”,涉及本土知识的定义和分类问题,众说纷纭。本土知识领域的工作者大多采取给出一个工作性定义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研究。较通行的本土知识定义,是基于与科学知识的比较而得出的,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分开,才能对本土知识加以“识别和鉴定”。然而,由于本土知识分布广、形态多样,要确立其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一般性差异,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术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二者差异的探索:本质的、方法论的和背景的差异,力图通过本质差异反映二者的主题和特点,通过方法和认识论差异反映二者探究现实的不同方式,通过背景差异反映本土知识深深植根在其环境之中的文化属性。但长期以来,基本停留在表层的争论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学者即认为,一众科学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玻普、卡耐普、格伦鲍姆和拉卡托斯等,探索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都是失败的,区分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不可能取得什么结果。本土知识的分类问题,更为复杂。不同领域理解本土知识的侧重点不一样,遵循的分类原则也有差异,涉及本体论、价值论、学科方法及文化属性等,难以统一。例如,在生物多样性领域,中国专家薛达元等将传统知识分为五类:农业生物及遗传资源知识、药用生物资源知识、生物资源利用技术、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惯法、传统地理标志产品等。在生态学领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将传统生态知识分为四类: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环境价值观、生态知识系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类: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活动、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三类六个方面: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文化实物、文化空间和传统口头文学和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知识产权领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传统知识分为:农业知识、技术知识、生态知识、医学知识(包括相关药物和疗法)、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如音乐、舞蹈、歌曲、手工艺品、设计、故事和艺术作品)、语言元素(如名称、地理标志和符号)、可移动文化遗产等;中国专家刘银良认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罗列的众多传统知识种类其实可分为六大类: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传统科技知识、传统标记、与传统知识相关的生物资源、有形文化财产、传统生活方式,后三类不宜列为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在民间文学艺术领域,肯尼亚《传统知识与文化表现形式保护法》将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分为四种:言语表现形式、音乐表现形式、动作表现形式、有形表现形式。赞比亚《传统知识、遗传资源与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保护法》将本土知识系统分为与环境保护、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人口健康状态改善、科技进步、文化遗产保存与保护、艺术技能提高、文化内涵和民间文化艺术表现相关的传统知识。南非《本土知识保护法案》将本土知识分为三类:具有功能性质的本土知识、自然资源知识、本土文化表现形式。印度专家将本土知识分类为:信息(如指示性植物可以显示土壤盐度)、实践和技术(如种子储存方法、疾病治疗)、信仰(如基于宗教信仰对森林的保护)、工具(如生产设备)、材料(如建筑材料)、试验(如医者对新植物药用的试验)、生物资源(如物种、本土作物)、人力资源(如医者)、教育(如传统材料和方法)、交流(如故事)等。此外,图书分类、学科分类、专利分类也涉及本土知识的分类问题,总体上看,本土知识的分类还处在领域分散、莫衷一是、缺乏系统整合的阶段。另一具代表性的争议是本土知识可异地保护(ex-situ conservation)还是应原地保护(in-situ preservation)的问题。主张异地保护的专家认为,保护本土知识的有效策略应是异地保存,如分离、文档化,并存储在国际、地区或国家档案系统之中,以便于高质量保护和高效益利用。但反对者认为,异地保护损坏本土知识的品质,破坏科学知识与本土知识之间差异的维持,理由有三:其一,本土知识具有零散分布性和地方性,并依赖于深嵌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而获得活力;本土知识具有动态性和变化性,与人们多样化的实践背景相依相存,因此,提炼、分离、存档、转移本土知识,势必割裂本土知识与日常生产生活生动而有机的联系。其二,异地保存本土知识有赖于采用科学的方法和设备,就难以避免被科学标准所选择,如果科学知识成为保护本土知识的选择者、仲裁者,那么区分二者的差别就失去意义。其三,保护本土知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护贫困社区、边缘化社区的知识资产,从这种角度上看,异地保护成功地发掘出有用的知识信息,最便捷的受益者,只会是外部更有权力的机构,与保护本土知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异地保护无异于断送本土知识的收益。但是,原地保护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本土知识持有者得拥有对其知识的控制权,即要拥有知识,必须拥有怎样利用知识和由谁来利用知识的权力,这对于普遍处于弱势的乡村社区而言,问题更加复杂。由于难以取得一致的认识,从保护的角度出发,一些学者索性认为,区分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是毫无意义的,应从对二者枯燥无味的划界中走出来,而不是框定一些术语使两种知识的讨论复杂化,当务之急是努力去捍卫本土知识持有者的利益。然而,一方面,本土知识被大肆剽窃;另一方面,对本土知识产权的保护始终困难重重。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西方主导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对集体创造、集体所有的本土知识难以实施有效保护。这种西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抬高非西方国家发展成本的工具,而且是变相放任、助长西方资本剽窃非西方世界本土知识的制度保障,如鼓励将本土知识用于商业用途,却忽视本土知识持有者的权利和利益分享问题。有学者即指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代表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圈地法,它将知识共享私有化,并垄断基于这些共享所形成的技术和利润;“对本土知识的窃取是一种双重盗窃”,不仅盗窃了知识,而且窃取了知识持有者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甚至生存选择能力。因此,要保护本土知识持有者的利益,要保护本土创新,推动知识产权体制机制改革至关重要。当前,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正在成为变革知识产权制度的新生力量,与此类似,本土知识体系也正在挑战知识产权议程的设置。围绕如何保护本土知识的问题,非洲学界形成“保守派”和“革新派”两种观点。持“保守派”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在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下保护本土知识存在许多漏洞,但构建本土知识保护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协商过程,当下只能是针对企业、跨国公司制定适当的政策作为替代模式加以保护;如果政策的保护力度有限,可通过修改知识产权法,加入保护本土知识的相关内容,规范文化资产所体现的知识产权,防止本土知识被盗用。持“革新派”观点的学者认为,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无法全面保护本土知识,必须跳出现有框架建立新的保护模式。虽然保护本土知识有三种基本模式(西方知识保护模式、习惯法模式和特殊模式),但是,通常这些选择仍然是以西方知识产权范式为基础,难免造成本土知识被私有化。尽管争论仍在继续,但建构本土知识保护体系的实践探索已广泛展开。例如,南非政府先后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案》《本土知识系统政策》《知识产权法修正案》等,形成系统的本土知识保护法律体系,尤其是2019年发布的《保护、促进、发展和管理土著知识法案》,把社区确立为本土知识的所有者,在建立本土知识保护的法理基础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从知识史的角度看,本土知识带来广阔的学理辨析空间,也预示着许多理论问题、实践问题、方法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例如,西方学界对知识的反思带来一个突出的促进效应,就是公司治理中技术结构被视为左右资本走向和质量的内在力量。在传统资本主义的体制中,知识是资本的奴婢,知识被资本所控制、驾驭,资本把知识与自然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生产的关键要素。但是,知识—技术—信息的力量正在改变这种模式。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正是对这种变化的敏锐洞察。他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人类与大自然对抗;到工业社会,人类与人造自然对抗;进入后工业社会,出现人类与信息—技术—知识对抗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里,知识生产机构如大学、研究所、企业研发中心构成社会的核心部门,知识不仅决定着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同样决定着资本的力量;知识阶层崛起,知识分子不再是以往的门客、旁观者、批评家,而是越来越集实操者、劳动者与思想者于一身。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皇皇巨著中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导致手脑分离——有知识的“士”不善于动手,动手的工商阶层又不善于动脑,而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情况则相反,古希腊是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商业文明,商人既要动手,也要动脑,手脑并用是推动知识生产的重要动力。由此推论,如果说商业文明是第一波知识革命的力量,那么,信息文明或可视为第二波知识革命的力量。信息的底层是技术,技术的底层是知识。当今世界,基于信息技术的互联网社会业已形成,互联网时代知识大爆炸的事实表明,人人可以参与知识生产的社会正在改变着基于资本的社会制度对人的束缚,知识的政治或正在超越资本的政治。由此观之,本土知识研究也应有类似的知识反思,跳出传统的西方理论框架,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开辟新路径。【作者简介】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非洲地理卷主编,兼任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从事非洲地理与非洲发展研究。非洲是人类的摇篮,现代智人大约在3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大陆的东非高原,而人类已知的最早的古老的类人猿(古猿)700万年前左右在东非高原生息繁衍并不断演化。非洲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保留下来的自然奇观与历史文化遗迹多样,非洲有世界最多样的基因,最复杂的族群和语言,非洲目前有近2000种语言,主要散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历史在近代被忽略、漠视,甚至被歧视、诋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一句话:非洲没有历史,非洲对现代人类知识体系没有任何贡献(Africa has no history and did not contribute to anything that mankind enjoyed),这是典型的“非洲没有历史”的观点,也是被学术界广泛批评的“非洲没有历史”的证据。感谢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举办的“非洲本土知识”线上交流活动,聆听刘海方老师和张永宏老师关于非洲本土知识相关内容的分享,让我受益匪浅,我做非洲研究的时间不长,知识的积累有限,学科背景也不利于我做深入的非洲本土知识解读。从不同的视角谈一点个人对非洲本土知识与保护的认识。何为非洲本土知识?本土知识是现代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体系下关于知识分类的一个术语,本土知识具有边缘性特点,边缘性表达本土知识,是相对于西方中心主义视域下的科学知识体系而言的。本土知识首先有一个强烈的特色,就是地方性,在地理学里面也非常讲究地方性问题,古老地理学知识也是从地方性逐渐上升,慢慢上升到理论,也有一些具体认知,再上升到理论上去。所以关于本土知识,就是特定地理空间的人们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进中,获得或者形成的各种知识,或者各种知识载体的总称。非洲本土知识就是在非洲大陆地域空间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知识和知识载体的总称。人类诞生于非洲,其中一部分从非洲走向其他大洲,非洲近代历史上长达600年的殖民历史,对非洲本土知识是巨大的冲击,其中,最直接的冲击是非洲语言,强势的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德语在非洲的渗透,给本土语言的生存带来挑战;同样地,大洋洲土著语言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但其消失的风险大于非洲,这是由于外来人口逐步占主导,外来语言占领大洋洲各个角落,并处于主导地位;而近代非洲,殖民统治者的数量远远少于本土居民,族群、部落文化得以保留,社会结构得以延续,语言是非洲本土知识传播的工具,在非洲近2000种族群语言中,口口相传的本土知识,没有被记录下来,这应该是非洲本土知识体系建构中最大的缺憾。根据人口遗传学理论的预测,最高的遗传多样性存在于人类起源的源头。宾夕法尼亚大学进化遗传学家萨拉·蒂什科夫认为:几乎所有涉及遗传变异的研究都发现,非洲人的遗传多样性多于非洲地区以外的人。现代人类在非洲生存的时间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后来有一小部分人离开了非洲,这才有了人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这一小部分人在迁移期间失去了部分遗传多样性。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足以在非洲积累起很多的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非洲漫长的历史为非洲本土知识奠定了基础。如果从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体系下来看本土知识的话,非洲本土知识有边缘化的特点,本土知识相对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具有碎片性,口口相传的本土知识还有遗失风险,但是这些都是早期人类积累的东西,西方的知识才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人类漫长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早期知识,才逐渐为系统的完整的现代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基础,所以虽然本土知识看起来不怎么完美,但它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重新认识和挖掘本土知识的价值,可以让本土知识在现代社会焕发活力,造福人类。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作为人类的摇篮,非洲人类历史漫长,但没有本土发明的连续的文字记录,不过非洲人类历史有多种多样的记录,除了文字记录还有很多历史遗迹。一些历史遗迹记录了非洲本土知识,蕴含丰富的“固化的非洲本土知识”。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和南部非洲发现了众多的非洲岩画,约始于公元前9000年,东非也发现过这种艺术。根据岩画的风格、技术、石垢的色泽、动物种类、服饰及武器等差别,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延续到公元2世纪。其中,阿杰尔高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史前艺术博物馆”,其位于距离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边界不远的撒哈拉沙漠中部,1932—1934年、1956—1957年、1959—1960年法国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家在此工作多年,仔细地研究这些岩画,做了大量的岩画临摹,发现大多数彩色图像是用各种土色颜料绘制的,其中有褐色、红色、淡绿色和黄色,还发现了白色和天蓝色,如此丰富的彩色图像和单色图像被确认为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在阿杰尔高原数以百计的岩画中,成千上万件的人物和动物图像描绘了非洲原始部族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场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动物特征使这些岩画成为精美的艺术品。阿杰尔高原写实岩画的高度发展与畜牧部落的出现有着直接联系。其风格与远古时期居住在阿杰尔高原的许多不同种族的部落有着密切联系。研究记载,从前至少有16个部族在这里居住过,岩画中所表现的人物也证实了这一点,其刻画的人物服装、人体比例及面部特征,很明显是来自不同部族的。在这些岩画作品中还能够看到与埃及艺术融合的部分,岩画《双角女神》是掌管五谷的女神,她头上有羽毛饰带,面部周围有斑点状帷帘及一片播撒种子的庄稼地。除了阿杰尔高原,在毛里塔尼亚和西撒哈拉有100多处、共2000多件岩画,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南部非洲岩画,主要分布在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及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的山区。这种描绘在不是很深的洞窟和地穴壁上的彩色岩画,是古老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布须曼人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创作出来的。古代非洲人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做岩石雕刻?如何寻找到不同的颜料并用在岩画中?历史长达几千年的非洲岩画中,蕴含的本土知识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古埃及文明让世界惊叹,埃及人常说:“没有到过卢克索就等于没有到过埃及。”埃及开罗附近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工程浩大壮观;卢克索有帝王谷和卢克索神庙,神庙建筑的宏伟与雕刻的精美神奇,让人流连忘返;古埃及的中王国和新王国建都在卢克索附近,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是今天埃及著名的旅游地。国际游客在这里思考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修筑了这些宏伟的建筑?当时的人们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和工具?帝王谷古墓穴墙壁上的雕刻,卡纳克神庙大柱子上的雕刻,以及这一时期精美的人物雕塑,是石头上记录的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本土知识。地质学家认为,埃及的古代文明是用岩石铸造的,岩石记录下了古代埃及文明,当时的埃及人至少具备了如下的本土知识:知道哪些岩石可以做雕刻;知道哪些岩石适宜做人物大型雕塑;知道哪些岩石可以做方尖碑;拥有了一些工具和知识来解决岩石开采问题,还有石材运输与建筑神庙的知识和能力,也就是说,古埃及写在石头上的文明表明当时古埃及人掌握了对岩石性质认知的本土知识,这些本土知识支撑古埃及人写在石头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埃及的本土知识和能力铸造了古埃及文明。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遗址,也称大津巴布韦文明,人们对它的历史所知甚少,尽管有口传的历史,但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大津巴布韦遗址记录了历史上南部非洲存在的高度文明社会,大津巴布韦遗址没有使用灰泥黏结,只用石块建造的技术就建造了许多在当时很先进的建筑,大津巴布韦文明在13—16世纪达到顶峰,并繁荣了很长时间。大津巴布韦遗址主要由山丘建筑群(the Hill Complex)、卫城(the Great Enclosure)和山谷建筑群(the Valley Complex)构成。大津巴布韦由位于林波波河(Limpopo River)流域的修那(Shona)部落建于中世纪时期,在修那人的语言中,津巴布韦意为“石头造的房子”。德国探险家卡尔·毛奇(Karl Mauch)在1870年发现了大津巴布韦遗址,受种族主义偏见的影响,欧洲人认为非洲黑人无法建造这样巨大的建筑。
从古猿到现代智人,人类演化经历了漫长的时期,现代智人具备了直立行走的能力和语言,但仍然面临自然界的诸多挑战。火的使用,让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生食时代,对人的发展演化意义重大。2012年的一项由欧美学者领衔的考古研究发现,最早的篝火灰烬出现于100万年前的南非的奇迹洞(Wonderwerk Cave);2022年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在该国一个采石场出土的100万年前的燧石工具和动物骨骼,确认这些物品曾暴露在高达600℃的高温下,验证了该遗址的居民用火来烤肉的史实,其与南非奇迹洞的篝火灰烬属于同一个年代,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篝火。这些发现表明为了生存,当时的直立人已经具有控制火的知识,并获得了熟食,火焰让食物变得更加卫生也更加容易被消化,拓宽了人类的食谱;火焰也给黑夜带来光明和温暖,火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此外,篝火可以达到900℃以上,这足以让黏土中的硅铝酸盐失去结合水并重新结晶,变成坚硬致密的陶。人类制作陶器的历史约20000年,非洲地表有丰富的红色黏土,是制造陶器的原料。2007年一支由瑞士学者率领的考古队在马里中部的遗址中发现非洲最古老的陶片,距今9400年。为了生存和适应冰后期气候的变化,陶器的发明和使用,给非洲人类发展带来巨大便利。今天的非洲大陆,很多国家仍有大量的陶器制造作坊,陶器在今天的非洲国家生活中仍发挥着作用。在非洲大陆,古代非洲人对于火和陶器的实践知识,源于对自然的认识,是基于自身生存发展,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创造的知识。人类发展进程中往往临水而居,以便从水中获取食物,于是捕鱼成为人类在与自然互动中创造的另一重要知识,这也为人类随时随地补充优质蛋白质提供了途径。2011年澳大利亚的一个遗址考古中发现了42000年前的鱼骨和三个用贝壳做的鱼钩,一个鱼钩距今11000年,另外两个鱼钩距今23000—16000年,是已知的最老的鱼钩。在古埃及考古中,发现了很多与鱼有关的壁画,也发现了类型多样的鱼钩,其中一些鱼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最早的鱼钩用骨头加工而成,然后还出现了用致密坚硬的岩石石头做的鱼钩(如玉石打磨做成的鱼钩),当时的人把它打磨得非常精细,后来才过渡到青铜器的鱼钩。这些捕鱼工具的变化反映了古埃及人对当时尼罗河的鱼类的认识和了解,用鱼钩把鱼钓上来,看似简单,但最初的钓鱼者一定是一位发明家,他创造鱼钩的过程本质上是源于对自然、对人和鱼之间关系认知的演化,这同时也造就了古埃及人的本土知识,使之成为古埃及文明的一部分。虽然历经岁月变迁,但在尼罗河垂钓的活动传承到今天。刚果河是非洲的第二长河,全长4700千米。刚果河流量惊人,其流域内的刚果雨林也异常壮观,其流域面积和雨林面积在世界范围内均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由于刚果河地处热带,河流中有很多比较大的落差,在一些河床岩石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瀑布附近有激流的地方,往往会出现河流中的鱼顶着水、跳跃着往上游的现象。刚果河流域有个部落的人叫作瓦格尼亚人,他们生活在刚果河两岸,会在激流处捕鱼,往往还搭一个木架子,然后用当地的很简单的鱼篮子,就在那个地方等着,有些鱼跳出水面,就用篮子去接,接到的话,就有收获,可以美餐一顿。因此,瓦格尼亚人积累了对河流、河流中的鱼的生活习性的认知,这种认知源于对生存的追求,也是人在与自然互动中获得的本土知识,对于这个族群的生存来讲,应该说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本土知识。东非高原有世界著名的东非大湖地区,面积较大的湖泊有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马拉维湖、基伍湖等,受高原地形的影响,该地区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也是非洲大陆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在维多利亚湖流域坐落着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国家。沿湖的传统渔业,主要是依靠独木舟和小船,用简易的渔网获得的鱼类,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往往会腐烂,当地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制作熏鱼(smokedfish),可以长期保存渔获,把鱼内脏清理之后,在架子上熏烤,在80℃以上温度的烟熏过程中,鱼体内的水分基本耗尽,最后就可以获得黑棕色的熏鱼,是环湖城镇市场上销售的重要鱼产品。根据2016年尼日利亚大学学者的研究,熏鱼在非洲内陆、沿海国家普遍存在,是最传统的鱼获加工技术,西非地区的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加纳、多哥、科特迪瓦等国都有熏制鱼获的习惯,估计有70%—80%的沿海鱼获用于制作熏鱼。妇女在熏鱼制作、熏鱼销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非洲沿海渔业经济与渔业生计的重要特色;关于熏鱼技术的非洲本土知识,维系着非洲大约3000万人的生计和食物安全,是非洲人在与自然互动过程中获得的本土知识和技能。看似简单的本土知识,代代相传,在今天非洲沿海地区、环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占有重要地位。非洲人类发展历史中,伴随对族群、个体疾病的抗争与认知,逐渐发展成了非洲传统医学的本土知识。非洲传统医学是一系列涉及土著草药学和非洲宗教信仰的传统医学学科,从业者通常包括占卜师、助产士和草药师。欧洲人殖民非洲大陆期间,带来的西医对传统医学有巨大的冲击,但非洲幅员辽阔,非洲族群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口口相传的非洲传统医学,仍在非洲国家存在,是偏远地区医疗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非洲传统医学的从业者声称能够治愈各种不同的疾病,包括癌症、高血压、霍乱、大多数性病、发烧、焦虑、抑郁、癫痫、哮喘、湿疹、良性前列腺增生、泌尿道感染、痛风、伤口和烧伤愈合。非洲殖民地时期,西医的到来对非洲传统医学产生了负面影响,非洲传统医学被认为是劣等的,被污名化和边缘化。因此,这一非洲知识分支的发展长期受阻。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传统的非洲医学被完全禁止,因为它被认为与“巫术”有关。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非洲传统医学知识,是非洲的本土知识,是非洲人与疾病抗争、与自然互动形成的知识体系,在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发挥作用。但是,非洲的草药一般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而且监管不力。传统知识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一般为口头传授。错误识别或滥用具有治疗作用的植物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非洲草药被认为不仅具有治疗功效,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和精神意义。传统的非洲医学相信疾病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通过精神或社会不平衡造成的,这一点与以技术和分析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医学有很大不同。
三 适应自然的非洲本土知识
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辉煌时期,也经历了衰落阶段;非洲族群众多,以族群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方式要延续发展,必须适应自然环境和自然变化,包括气候变化。适应自然的非洲本土知识对非洲族群、地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非洲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如萨赫勒地区的弗拉尼人)有迁徙的习惯和特点,这是基于对非洲大陆热带草原气候认识的选择,伴随旱季和雨季的变迁,追逐草场与水资源,就是生存的方向,对非洲气候季节变化及其环境的认识,形成了非洲游牧部落的本土知识。俾格米人是生活在非洲中部热带森林地区的民族,被称为非洲的“袖珍民族”,成年人平均身高1.30米至1.40米。他们崇尚森林,男子狩猎,女子采集,在赤道森林地区过着封闭的原始生活。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下,俾格米人男性关于狩猎的知识和技能,代代相传,同时,在与生存、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关于森林系统中医用草药的知识也是口口相传,形成了非洲最独特族群的非洲本土知识,对俾格米人的生存发展起到关键作用。马里是西非文明的发源地,中世纪时期的马里王国,以盛产黄金闻名世界,当时的曼萨·穆萨国王,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是名副其实的富人。尼日尔河在马里蜿蜒穿过,河流在巴马科有多个支流,生活在杰内古城的人们面临河流阻隔的挑战,为适应生存,这里传统的造船技术从独木舟制作,到今天的木船制作,一直延续不绝,形成了适应河流环境的关于造船技术的本土知识。非洲本土知识就是在对周围环境的不断认识并加以利用的过程中演进而成的。在马里中北部的廷巴克图,这个地方因为廷巴克图宫殿而闻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宫殿外面看着就是泥巴糊的城堡,里面有一些木头搭的骨架等,宫殿的泥巴就是来自尼日尔河,这是最简易获取的修筑宫殿的原料,混以少量杂草,敷在宫殿的墙体表面,需要年年修缮,因为雨水的冲刷,第二年旱季必须再修缮,当地的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宫殿泥巴层和雨水冲刷的知识,就有了年年修缮的相关知识,廷巴克图的宫殿得以持续存在,并总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一代又一代的本土知识传承,为廷巴克图宫殿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延续存在奠定了基础。适应自然的非洲本土知识还有很多可以列举的例子,这些本土知识是非洲众多族群赖以生存的基础,为非洲大陆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族群迁移和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非洲的本土知识发展出迁移和融合的特点。对先前的非洲本土知识来讲,可能是一种冲击,也可能是一种机遇,本土知识要得以保留并不断在新环境下生存发展,需要融合发展。农业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非洲有众多的植物类型,作为重要谷物类型的非洲原产地谷物有:小米、非洲稻和高粱。在非洲的地缘环境中,与中东地区的地缘联系密切,原产地在中东的小麦和大麦,伴随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和文明互鉴,逐渐进入尼罗河流域,并向南部扩张;西方殖民者统治非洲期间,从美洲带来的玉米、马铃薯、木薯也在非洲大地推广,极大地解决了非洲人民的吃饭问题。非洲大陆农业起源和演化体系具有多样性,非洲本土的农业知识体系在不断融合中发展,逐步形成了今天的非洲农业种植格局。干旱是农业生产的重大挑战,古埃及文明灿烂辉煌,确保王朝稳定的基础是粮食的持续供给,埃及人发现了尼罗河谷地是重要的土地资源,驯化的作物可以在尼罗河谷地的土地上耕种,并对尼罗河的水文现象和水文地貌变化过程有所认识,掌握了尼罗河洪水的规律。中东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考古工作发现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为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河流域、阿拉伯世界文明向非洲扩散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水文观测技术,阿拉伯人在公元699年进入埃及,7世纪埃及开罗附近就有了一个观测尼罗河水位的人工设施,类似开敞井一样的设施,有记录水位的标尺,附近的水与外部的尼罗河是连通的,可以记录尼罗河水位的变化,阿拉伯人修筑的对尼罗河水位观测的设施,是非洲大陆(埃及)关于尼罗河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尼罗河河水的变化规律,服务灌溉农业发展,预测尼罗河谷地农业产量等。非洲大陆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热带地区物产丰饶,非洲传统的农业种植技术落后,常常被视为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但这种观点忽略了非洲农业种植的多样性和快速的发展变化,在西方殖民、土地私有化、外部农业技术传播的影响下,今天的非洲大陆的农业种植结构中,除传统的小规模、以家庭为主的小农户之外,还有大规模的现代化农场。小农户经营土地面积小,农业技术与农业投入少,是典型的“雨养农业”,即靠天吃饭,粮食自给自足。大规模的现代化农场,有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场,也有以饲养牛羊为主的大牧场,还有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场(如棕榈种植园、咖啡种植园、可可种植园等),大规模的粮食种植农场,灌溉条件、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投入大,多有国际资本进入,购买土地,实施规模化经营,产品主要进入粮食市场流通。因此,与非洲农业发展相关的知识体系在不断的融合发展中前行,也造成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小农户与大农场两极分化的现象,非洲小农户数量大、分布广,仍是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就业部门,但小农户生存发展具有脆弱性,面临巨大的气候变化和大农场压倒性竞争的挑战。如果我们把非洲本土知识和西方现代知识体系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非洲本土知识是有开放性的,没有受到多少保护。现在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非洲学者也在学西方要对本土知识进行保护,传播非洲本土知识,与今天我们强调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有密切的关系。从2016年开始,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组织开设了一门南京大学的通识课,课程的名称为“走进非洲”(英文名:Understanding Africa),我们请艺术专业的教授来讲非洲艺术,特别是非洲的雕塑,从陶雕到石雕,从铜雕到木雕,还有玉雕、象牙雕等,还有非洲众多的面具文化,类型非常多,这些艺术的背后,实际上可能都有一些本土知识的元素,记录非洲的历史与文化。非洲的雕塑艺术在殖民时代,大量被掠夺,进入欧洲,非洲艺术对世界有影响,有人说毕加索就是受到非洲雕塑尤其是木雕的影响。毕加索的油画风格比较夸张、线条比较粗犷、不对称等,当时有一个传说,毕加索在欧洲逛了几个非洲艺术馆以后,他就有灵感了,借用非洲雕塑的风格,用油画方式来表达意境,造就了一代油画巨匠。当然,非洲的其他艺术,如音乐也对世界有影响;像我们今天的流行音乐、爵士音乐,都可以找到非洲音乐的影子,这是非洲艺术传播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非洲本土知识在传播中如何影响了世界。非洲大陆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的族群社会关系,构成非洲国家的社会基础。有关部落文化、族群传统的本土知识,与传统节日、祭祀、宗教等有密切关系,也与今天的非洲发展有关系,保护非洲的传统文化、地方特色和本土知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保护传统是否有助于现代非洲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2019年和2023年笔者曾去过摩洛哥,摩洛哥的红色之城——马拉喀什、白色之城——卡萨布兰卡、蓝色之城——舍夫沙万等颇具地方特色,颜色成为城市旅游的名片,舍夫沙万又称蓝色魔幻之城,大门、阶梯、墙壁、建筑都涂成了蓝色,这样一个地方很多人去打卡,为什么会涂成蓝色?有多种说法,笔者还是倾向于15世纪西班牙人驱逐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跑到了舍夫沙万,在舍夫沙万停留下了,在他们心中蓝色和大海、天空相关联,有纯净、神圣之美的含义。这是很有意思的本土知识与文化特色。对非洲来讲,非洲本土知识曾经长期受到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的冲击,法国和英国两个主要的殖民国家,加上德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殖民国家,在数百年殖民非洲的过程中,对非洲的本土知识和文化的冲击非常大,但得益于非洲大陆幅员辽阔,非洲依然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和本土知识,这与殖民时期的殖民者数量不多,控制地域有限有关,非洲广大地区传统的部落文化、族群传统得以保留为非洲本土知识的延续提供了社会基础。非洲有大量的本土知识需要挖掘,已知的本土知识也需要保护,本土知识的保护,可以服务当代非洲的发展。尽管西方学界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关于非洲族群语言的整理工作已经取得大量成果,西方语言学家在非洲土著语言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现代的文字体系,例如斯瓦希里语先是用阿拉伯字母来表达的,后用拉丁文字母来表达,语言还在,但形式上也已经西化了,这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具有知识融合与促进传播的意义。非洲的本土知识比较脆弱,有些也是文化遗产地,所以需要保护,在距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北部300多千米的拉利贝拉丛林之中,1874年发现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被称为“非洲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12—13世纪时拉利贝拉国王崇信宗教,动用5000多名工匠在建筑师锡迪·梅斯奎尔的率领下,花了30多年的时间,在岩石上开凿出12座独石教堂,每一座教堂都是用一整块岩石雕刻、凿成的,布局、比例、风格各具特色,有古老的阿克苏姆式的石碑尖顶、凿空雕成的教堂内部结构和装饰,如走廊、镂空透雕的门窗以及浮雕和祭坛等,各个教堂之间有地下过道和岩洞相通,最大的是梅德哈尼·阿莱姆教堂,意即救世主教堂,是在长33米、宽23.7米、高11.5米的红色岩石上凿成,内有28根石柱,看起来十分壮观。作为外来的基督教,在历史上如何影响埃塞俄比亚的本土知识与宗教?又是如何固化到埃塞俄比亚人的记忆中?岩石教堂凸显的本土知识的包容性值得关注和研究;此外,非洲大陆众多的族群语言、文化与传统,相关的研究还涉足不深,或者只有初步的了解,需要大力加强对非洲本土知识的挖掘和保护,有赖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和共同努力。非洲大陆历史上尽管有战争、流行疾病、外来入侵以及殖民统治,但非洲各个族群仍能走出困境、不断繁衍生息与发展,非洲本土知识的最高境界是非洲哲学,其中包括非洲人的宇宙观、非洲人的自我意识和道德伦理,尽管关于非洲哲学的研究不多,但非洲哲学中的精髓逐步被人们发现:非洲人普遍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和尊重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非洲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平等,在非洲传统社会中,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通过与他者互动合作来实现的,而不是强调竞争;在道德伦理中,非洲人重视和平、公正和互助。历史上,非洲与西方的互动在个体层面也有本土知识的升华,非洲人到了西方,学习回来之后,再把西方殖民者赶走,最著名的是加纳国父克瓦米·恩克鲁玛,当总统之前他是土生土长的加纳人,到美国、英国留学,关注非洲的疾苦与未来,回到加纳之后,从政为国,坚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独立问题,应该说本土知识和西方知识的融合和升华造就了他本人,也造就了加纳独立,使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第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加纳首都阿克拉有庄严肃穆的恩克鲁玛陵园,恩克鲁玛的铜像矗立在陵园的正中间,铜像后方是一座纪念碑,底层安放着恩克鲁玛的遗体。本土知识和地方、区域研究有密切关联,是和田野调查研究相伴生的,现在我们重视本土知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继承和开发非遗文化,服务当代中国发展。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研究世界、研究区域国别问题,中国正在兴起的区域国别研究受到极大关注,对他国的本土知识的认识和研究需要加强。走出国门、脚踏实地进行田野调查,才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本土知识有更深的了解。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非洲是有最多发展中国家的大洲,非洲发展与中非合作高度契合,我们需要加深对非洲的研究,加深对非洲本土知识的理解,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助力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在中非文明互鉴和人文交流过程中,对本土知识的尊重和理解是基础。非洲本土知识是非洲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值得挖掘、保护和尊重,在非洲大陆向现代化迈进的今天,如何发挥非洲本土知识的作用,促进非洲国家现代化发展,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研究非洲本土知识的现实意义,我们强调非洲本土知识的挖掘与保护,更需要面对现实,解决非洲发展的现实问题,让本土知识不断创新发展,在促进当代非洲发展中充分发挥其价值。【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亚非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荷兰、挪威、加拿大、南非、日本、德国等多国机构访学。主要研究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中非关系、全球移民问题等。
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么多年的探索研究非洲的过程当中,走访了世界各地很多相关研究机构,发现彼此间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加拿大学者、与非洲有几百年联系的欧洲大陆上的学者和非洲本土的学者的关注点、选题和研究方法、理论关切都不尽相同。这当然涉及各自的知识传统和传承,也反映出各自所在地缘政治空间内不同的“非洲观”。这提醒我们,知识本身和其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具有特殊历史时空属性的,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知识生产者在对同一片域外地区所生产的知识,首先反映了各自的视角和关切,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知识,未必原封不动地等同于那片土地上的人在自己的关切和认知框架之下生产的所谓“本土知识”。
我建议我们先明确一个工作定义,就是这里所谓的本土知识到底是指什么。从哲学层面,知识是指人类千百年来以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力成果,是一种借助语言为载体,或者以某种劳动产品的形式可以一代一代地传递的智慧结晶。知识既然来自人类生产生活和探索发现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本身自然离不开其所发生的环境——首先是自然条件,其次是人类组织起来的人文社会环境,所以一地一隅的具体环境条件下的生产者因其具体的时空不同而赋予了其所生产的实践知识以强大的地方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前现代农业社会时期,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更多依赖各自在本土范围内的知识体系,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本上是通约使用“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和“本土知识”两个词语,有时候也将其等同于“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只是后者更侧重于代表在宗教信仰和哲学层面的精神性人类智慧结晶。既然我们的讨论建立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之上,即承认人类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必然具有“地方的”属性,我首先提出一个刺激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很自然地会使用“非洲本土知识”(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或者“非洲本土知识体系”(Afri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的概念,而很少提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本土知识呢?特别是很少会有人说欧洲、美国的本土知识呢?我们知道,indigenous people这个词直到最近才被用来指称北美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毛利人和非洲的黑人民族,中文语境相应地翻译成“原住民”,这背后隐藏着这些所谓“少数族裔”(在非洲是被殖民者)在各自境内经历了长期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史,是在现实和话语层面去殖民化的成果——更早的时候他们都被称为natives,即土著人,是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对于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称呼,翻阅大英帝国的殖民卷宗(顺便说,为了便利我们研究,北京大学图书馆购买了数字化的部分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时期的档案),natives这个词无所不在,例如,继根据1916年英国国王宪章建立了培养殖民官吏的东方学院(即今日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1926年英国又建立了第一个有关非洲的研究所(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IAS),不久后,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受雇被派往非洲开始其“实用人类学”的建立工作,目标就被表述为“改变土著人”。也正是因此,非洲人类学研究的源起并不光彩,情愿或者不情愿地扮演了“帝国婢女”的角色,非洲国家独立后,高校和研究者对此学科长期保持抵触的态度。可以说,非洲“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一词的使用,意味着非洲人虽然像其他土地上的人类一样千百年来积累了大量适宜于自己环境的地方知识,但是随着欧洲扩张和殖民,并建立起来了“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原始”的二元叙事逻辑并以之合法化对非洲的统治地位以来,非洲人的精神文明成果和生活智慧被扭曲丑化、埋没压抑,甚至独立几十年来也还没有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作为有用的知识出现在自己的教育大纲中。
我想先说一个相对感性一点的故事,杰出的非洲当代知识女性Chika Ezeanya-Esiobu,一位尼日利亚的女士,在介绍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泰德演讲中分享了令自己发生“身份危机”的一次经历——她在东非地区遭遇堵车,焦急中看到车窗外在车流中穿行的诸多小商贩中,有一个正在卖字母表,她立刻买了一份,打算带回家去,因为女儿刚好是牙牙学语的状态。然而,当她回到宾馆打开这个字母表,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个字母表和几十年前她上小学的时候学习的英文字母表内容完全一样,字母A的解释是“A stands for apple”(A代表着苹果)。她回忆起自己在尼日利亚长大的过程中,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苹果这种水果,这根本不是像她一样大多数热带非洲人的生活所熟悉的(除非去南非,南非有自己生产的苹果),在非洲大陆,苹果就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外来水果。所以她反思说,这个字母表所代表的非洲人几十年以来被教授的知识是有问题的,没有迭代没有更新,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外来属性,仍然是一个来自英国的或者说欧洲的知识体系。接下来,Chika有一连串的发问,她说,她上学读到的课本上显示,尼日利亚,她的国家中最重要的尼日尔河,发现者是19世纪苏格兰的探险家蒙戈·帕克(Mungo Park),可是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需要一个西方人千里迢迢来帮助“发现”他们自己家门前的这条河呢?当然,在西方人的叙事里面,他们的祖祖辈辈的男性们,都被描述为忙着“玩游戏、蒸薯蓣或者发动部落战争!”Chika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第一份工作,是被派去尼日尔,调查世行花费重资的大坝何以失败。Chika在当地发现,就在这个大坝的旁边,当地人千百年来使用的一种名曰塔萨(Tassa)的小型灌溉设施运行良好,20厘米的圆坑储存了雨水,不多不少刚好够庄稼一个收获季节所需。Chika做的对照试验显示,使用塔萨的收成应该会比不使用的收成高出30多倍。大为震惊的Chika翻阅所有她学习非洲农业以来读过的各种书籍,居然找不到一笔有关这种本土技术的记录!正是在多次这样类似的经历里面,Chika逐渐反思认识到,不仅仅在非洲大陆的教育体系里存在着教授外来知识的问题,而且自己背井离乡去西方世界学习的各种并非自己本土环境生长出来的知识,也并没有有效地帮助非洲解决发展的困境。她着手给自己的女儿编制适宜非洲孩童的字母表并将其出版,也把饱受“身份危机”打击之后的职业生涯调整聚焦到倡导、重建和传播非洲本土知识体系的事业当中,而且誓要把非洲本土知识推广到所有本国决策者和外来行为体中。Chika女士的经历,使我们不得不反省反思今天所谓的“科学殿堂”,那些我们视之为高大上的权威知识体系,到底是“西方的地方知识”,还是能够有效帮助全人类从不同维度、不同时空条件下认知人类所遭遇的共同命题的普世真理呢?如果我们承认欧美的历史并不是人类的全部历史,就应该有理由相信非洲的本土知识,像之前在西方学术界被历史化而束之高阁的中国传统知识一样,也只是被作为“异国风情的小刺激”(exoticfillip),难以进入所谓“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有关当代中国的知识在对西方人形成重大影响(甚或威胁)的意义上被研究和观察;而与之类似的,21世纪以来,随着2007年麦肯锡关注到很多非洲经济体的亮眼增速而发表其题为《非洲在行动》(Africa on the Move)的报告以来,非洲再次成为世界各大国追逐的对象(特别是因为富蕴新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关键矿产)而迎来新一轮的“非洲研究热”。但是如Chika女士所言,外来者追逐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利益,真正解决非洲人自身问题还是必须回归非洲本土知识体系的重建上,因为这不仅事关发展,更关系非洲人的精神信仰、自我身份认知,是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非洲的本土知识有多少呢?能否形成体系呢?时至今日是否都像塔萨灌溉技术那样还具备适用性呢?2015年考古挖掘显示,非洲石器技术遗迹,一直可以追溯到350万年以前,这也是人类现在能发现的最古老的石器;在今天距离南非开普敦300千米左右的布伦博思(Blombos),考古发掘出来的贝壳做成的项链显示出当时的人类在生产之余已经具备对美的追求,而且使用了染料,是现在考古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最早的化学工艺在人类创造性活动当中的运用。这些都是作为人类最早栖居的大陆非洲可以骄傲的。迄今为止,非洲整个大陆都发现了成体系的本土知识,包含卫生健康、纺织、陶瓷、农学、食品加工、建筑等技术知识,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和神学价值体系。今天在非洲被保存下来或者仍然使用的谚语和格言里,也可以看到很多千百年来演进和变迁的痕迹,已经有很多学者基于这种语言活材料来研究其作为本土知识的意义。我指导过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一位非洲同学研究非洲传统医学知识和中国中医药在今日非洲的传播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起学到了很多,包括在谚语和格言可见的传统医学知识,这类非洲知识目前已有记载,但原来主要是口传的,比如其中甚至包含着医生收多少诊费、行为准则是什么、应该有什么预防性医学知识等,非常有意思;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自己经常有种恍惚,觉得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父亲是药剂师,我经常看到他拿着药戥子给人抓药,而就在日常工作中用心默记下了千百种药材的药性,甚至记住了很多常见病的药方。非洲医学知识还包含很多巫医、咒语等,当代的尼日利亚、贝宁等大学将巫医作为一门医学学科保存下来,我想这也是对于自己独特传统的认可和传承,如果能够理解其作为心理干预的治疗手段,就能够从人类共通的医疗知识角度理解它,而不是简单作为封建迷信予以排斥。非洲还有和中医特别像的东西,比如非洲的草药也会区分出叶子、精油、树干等制成的不同“灵丹妙药”,而且在现代通过植物学研究也都证明,这些都具有抗菌消炎、杀死寄生虫、抗高血压、抗肿瘤、抗肥胖症等现代医学共同关注的功能,有很多享誉世界的贡献,比如全身都是宝的猴面包树;还有一种叫Moringa的植物,中文名称叫作辣木籽,近年来很多去非洲的中国人将其带回来吃,日趋流行,据说辣木籽解酒和护肝的功效特别强。再比如我们中国人也会吃的苋菜,还有牛眼豆(Cowpea),也翻译成豇豆等,这些都有极其丰富的维他命含量、钙含量、镁含量、锌含量,还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有其独到之处。非洲人民将草药作为主要医疗干预手段,在缺少现代医疗体系和基础设施的贫穷山村地区,在今天依然很普遍,甚至已故坦桑尼亚总统约翰·马古富力一方面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否认新冠疫情威胁的国家领导人;另一方面马古富力也动员民众提高免疫力,特别是通过民间草药蒸浴的方式来抵御病毒的入侵。同样是在疫情期间,马达加斯加总统则宣布该国利用民间传统草药提炼出了可以防治感染新冠病毒的药剂,还将其送给非盟和非洲多国。总之,欧洲人扩张占领以前,非洲并不缺少知识和源于本土的技术,比如在纺织业方面远远走在欧洲前面。我们都耳熟能详的16世纪发生的“羊吃人”运动为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当时主要还进行毛纺织品生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经在接见尼日利亚大主教时说,听说你们那里的人经常衣不蔽体,请你们多怜悯臣民赐给他们衣物吧。大主教回答说,女王陛下,我们并不缺乏衣物,您身上穿着的正是我们约鲁巴人织就的(棉)织品!有关当时非洲人高超的棉纺织技术和对欧洲人的吸引力,在近年来很受推崇的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中也有记载。只是因为欧洲用暴力手段在全球建立起来的帝国统治,才压制和扼杀了非洲的本土知识。在尼日利亚,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人大量进入、最终完成殖民占领的时候,还在大量用当地布料和技术做衣服,这和我们一般印象中关于非洲完全没有任何工业生产能力的偏见完全不一样。事实上,是欧洲扩张以来暴力剥夺了非洲本土知识的继续传承使用,而且用西方中心基础上的所谓“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将非洲的本土知识边缘化,甚至排斥和放逐于外。自区域国别研究在20世纪中期逐渐主导全球研究议程以来,非洲本土知识体系的命运是否好转了呢?我个人有幸在非洲结识了美国区域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伯克利大学荣休教授大卫·桑顿(他也是阎学通老师在读博士时候的指导老师)。他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反思美国区域研究的书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在美国为什么要研究区域国别的知识?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美国自己的知识如何革新,如何祛除因为长期占统治地位而形成的狭隘性”。这种观点与近些年国际关系学界(比如阿米塔夫·阿查亚教授和巴里·布赞教授合著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的反思是一致的,即认为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欧美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因而这种知识只反映了美国(和欧洲)的地方性经验,反映了他们的视野和眼光,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从欧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理解每一个对象国对其重要性,难以反映对象国真实的大千世界,更缺乏对于非洲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人作为历史主体经验的观照。根据美国三位从事中东地区研究的学者近年来的新著《看世界:美国大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生产知识》,美国对于域外世界的知识生产体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即“文明架构”(Civilizational Schema)、“民族国家架构”(National Schema)和“全球架构”(Global Schema)。具体而言,刚开始时,美国学者完全照搬欧洲人的“文明架构”,即萨义德猛烈批判的欧洲人自己是文明世界、用现代科学体系进行研究,而东方和非洲地区是文明以外的“他者”,需要置于东方主义视野之下;20世纪50年代后期各种国家行动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美国本土的地区研究迅速蓬勃发展,美国学界形成了“民族国家架构”,正如巴黎政治学院的一位教授所说,此际美国对于不同地区是有优先次序的,即首先为了研究自己的敌人,那就是先研究苏联,然后是中国,而非洲当然是在最次要的位置上;至于“全球架构”的转向,则是随着1990年以后所谓“历史终结”的狂欢开始的,没有必要去和苏联对抗了,但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也滋生了大量无法在民族国家认知视域下可以解释的全球性问题,而“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几乎一夜之间让美国政府迅速将全球“安全化”,从反恐的议题下审视全球,研究机制也得以迅速在此议题下被激励和重组。所以根据这几位美国学者的反思,尽管美国学界意识到了自己的区域研究因为执着于民族国家架构而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其衰落过程是难免的,但是2001年以来新兴的、正在组织和建设之中的“全球架构”,也难免只反映了美国关于“全球反恐”的关切。如果说非洲和其他非西方地区之前是因为“神秘的”“传统的”“落后的”因素而被排除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之外,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进入,是在冷战的视角或者美苏“大国争霸”视角上被呈现的,而全球化时代,则再次成为包括恐怖主义、难民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程之下被治理的对象!在这些意义上,从桑顿教授时代就有很多西方学者从内部反思和批判美国自己知识界的傲慢和只反映了西方人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因此呼吁美国域外知识体系的“狭隘地方病”必须通过全世界各地区各种丰富多彩的地方知识来平衡、来医治,让多元化本身能够去洗涤美国自己偏狭的认知。总之,借诸美国人自身对于非洲知识的反思警醒,我们可以理解到这样一个从近代以来在全球的知识权力关系建立的过程,非洲本土知识一直被无情践踏、被傲慢地放逐于外,而非洲的觉醒必然意味着非洲人自我认知的觉醒和重建自我中心视角下的知识体系并使之付诸应用的过程。
从知识生产角度而言,非洲本土的知识也多多少少还在被忽视或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这个话题可能还是非常沉重的。今天的非洲本土知识,实际上长期都在所谓的传统现代二元的思维逻辑之下,被判定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然而,边缘状态并不意味着其存在没有意义,正如人类学经常讨论的一个命题“边缘就是中心”,通过当代的研究,刚好可以打破这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历史和边缘进行阐发,比较的历史观点不是为了比较出高下,不是证明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另一方是较低的层次,不能简单得出歪曲的历史和文化的结论,而是为了铲除长期影响对非洲的认知偏差,以及其背后粗鄙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随着欧洲人向海外寻找黄金、香料去扩张占领的过程,黑格尔就开始把非洲描述为黑暗的大陆,描述为没有进入人类文明的状态,说其停留在人类的幼年时期,把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视为判定非洲没有进入人类文明史的依据。这种说法长期流布,后来也是欧洲人用来合法化种族殖民统治的依据,并支撑了其文明等级观、线性历史观。非洲大陆虽然获得了独立,实际上有关非洲人智力落后的认知在国际社会长期存在,长期影响非洲人的形象,今天国际社会里关于非洲行为体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没有什么行动能力的认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充斥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叙事中。值得注意的是,自帝国统治以来,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培养殖民官吏的需求动力下开始了其研究非洲的知识体系的进程,也就是说帝国现代知识体系的诞生和其殖民事业是有种共生关系的,传教士、殖民官员、商人正是长期在当地进行知识生产的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与当地人有大量各种层次和各种形式的跨文化接触与互动,从关系本位的视角来看,殖民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殖民者和本地人这样清晰的简单二元对立关系。我个人特别喜欢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的名著《医疗与帝国》的写作方式,他详细描述了19世纪晚期,所谓的“建设性帝国主义”介入热带医学的过程,非西方国家社会实际上在因应帝国主义统治要求的同时,也在现代化自己本土的医学,包括把自己的医学典籍化、标准化,把自己传统的本土药物、医疗手段引入到现代医学的实验室。20世纪民族主义意识兴起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之后,这种能动性的作用又特别明显,这些活动都构成了非洲以及其他的前殖民地,包括半殖民地的现代知识和教育体系的源起过程。今天非洲还有大量教会学校存在,他们还有很多教学大纲延续之前殖民时代的内容。独立以后又因为在国际发展援助或曰国际合作名义之下实际不降反增的与西方世界大量紧密的联系,非洲当代知识仍然充斥着欧洲殖民时期引入的内容,至少没有完全摆脱这些西化的倾向。其实从民族独立运动时期非洲领导人就进行了反思,比如塞内加尔开国总统诘问,“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上不断地要讲法国 的高卢战记,要讲圣女贞德,要讲莫里哀和雨果?难道我们自己 没有英雄人物吗?难道我们自己没有优美的诗歌、戏剧吗?”除了这样的去殖民化的努力,非洲人也不断自我修正、调整本土的知识。20世纪末期,以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为代表的“非洲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也使收复思想阵地、重建本土知识体系成为大趋势。当然,非洲人自己在寻求新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充满曲折和困惑的,这和中国人一样,只是程度更深,一方面身不由己地被 裹挟进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世界,不得不进行艰苦的调适转型;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西方主导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加诸的各种“紧箍咒”一般的外在体系、价值、行为规范,甚至发展道路,成为双重 的难以承受之重负,很难自由舒展地在自己的语言文化、思想体系、价值判断和想象力的基础上自由选择、自我发展。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又一次使用黑格尔的所谓“非洲人尚未真正进入人类历史阶段”的说法,结果惹怒了20多名非洲学者,他们联合写了一整套非洲史,名曰《答萨科齐》,然后第二年就把这套书寄给萨科齐的办公室,让他看到有充分历史证据支持的真实非洲的知识、非洲的历史。李安山老师研究过,作为去殖民化的典范,早在1960年加纳就成立了国际非洲研究学者大会,这个正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努力的开始,这个过程产生了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达喀尔学派等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他们对于树立非洲人的自信、非洲民族国家的建构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非洲本土的学会从成立之初就一直离不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助,而且当时美苏两大国最重要的非洲学者都给予了大量支持。所以当代非洲历史学派的形成,也包含很多域外学者的努力,实际上他们也在把西方学术传统源源不断地带入非洲。欧洲的学者、美国的学者当然也带来了大量的方法论,支持了那一代非洲本土学者的知识生产活动;以坦桑尼亚尼雷尔时期为例,达累斯萨拉姆学派肯定是当时非洲研究的世界重镇,西方学者都以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去任教和交流为荣,而且英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导下大量削减大学经费使非洲研究学者很难获得必要的实地研究经费的时候,加之坦桑尼亚政府严格规定了外来学者的实地研究都必须经过该大学的批准,英国学者曾经不断发声哀叹:与非洲本土的研究正在形成隔离状态。
非洲本土历史学派的发展历程,其实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不要去问到底哪些非洲知识是本土创造的,哪些是外来的,有没有所谓纯粹本土的东西?随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交流访问,甚至迁移杂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形成民族国家以及使用现代交通工具以来,国家本身成为组织和促进跨国、跨地区贸易和互换关系的主体。知识当然也随之流动、迁移和融合,这是自古至今我们都可以看到的现象。出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有关于域外的“知识”未必准确,而且更容易混杂了大量因距离而产生的想象和基于恐惧等因素而产生的不实之说,比如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垂青史的《历史》一书中,就把非洲人想象为无头怪物,错误的知识以讹传讹,反过来当然又成为影响两地人民交往的障碍和芥蒂。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相遇,往往会从自己熟悉的审美观点、价值观角度来判断这第一次邂逅的异己者,对于外貌特征、生活习性、文化特征迥异的“他者”的描述和反复讲述,也往往成为长期流传的“知识”,比如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前妻温妮就曾经说,自己的奶奶是她认识的第一个“种族主义者”,因为她从小就被奶奶告知“那些白人长得真丑陋”等;欧洲探险家、传教士和奴隶商贩最早到达非洲的时候,其对于非洲人的称呼是不信耶稣基督的“异教徒”;直到后来需要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才根据“人种学”的各种身份特征指标制造了一系列“科学种族主义”迷思来把非洲人说成是心智永远处于人类童年时期、生活在广袤天地的“野蛮人”。我自己这些年已经连续5年开设了一门名为“全球移民”的课程,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地迁移的历史,只是在某一些历史时间节点里看起来更为集中、突出,不管是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人类,还有中国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这些多少都因应着历史上的气候变化,或者按照中国人的老话说叫天灾。还有奴隶贸易这种长达400年的强迫性历史迁移。人在流动过程当中,物种、知识、文化、精神气质,这些都在不断地互相影响,处于互相交流的状态。我自己最了解的南非,被称为多样性之地,所谓“世界集于一国”(World in a Country),这样的一个堪称文化、社会杂糅集合体的国家,有11种官方语言,27种使用的语言,背后是更为纷繁复杂的知识和价值体系。移民研究的一个经常性话题叫作“外来的发展”(Development from of Abroad)。回头看整个非洲大陆从解放到独立到建国的历史,这种自我认知重新回归、重建的过程,确实是和外部世界的交流互动、学习、开放性地吸收的历程。比如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加纳国父恩克鲁玛,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美国学习十年,又到英国打工,我觉得在恩克鲁玛身上体现了“脑力流失”(brain drain)的反面,就是脑力循环(brain circulation)的典范。我正在指导我的加纳博士生做这位第一代领导人的研究,他的思想也当然非常矛盾芜杂,同时极度认可美国的政治模式,希望整个加纳,甚至整个非洲大陆都去效仿美国的模式建立所谓的“非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a)。回顾非洲第一代领导人,他们几乎都有走出去看世界或者学习的经历;对于恩克鲁玛这样第一个出国目的地就是美国,尽管是在平权运动发生前,反黑人的种族主义还非常盛行的时代,他以美国为建国理想范本,甚至将其推行到整个非洲大陆的思想,是否是加纳独立后选择大量接受美国援助的原因呢?而且,尽管宣称建设“非洲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眼中的苏联是怎样的?又对中国进行了哪些了解呢?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在拥抱中国,特别是去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加纳反而似乎持相反的态度,1957年加纳脱离英国殖民者独立,但为什么直到1960年,才在邻国几内亚的大力推动之下与中国建交呢(当时的新华社记者王殊费了非常大的力气,经过各种活动,通过几内亚才逐渐和加纳建立联系)?这是这位博士生同学研究问题的起点,希望通过各种历史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录,去重建当时这部分历史,理解中非关系建立联系时期的起点时刻,厘清双方各自对彼此的认知、了解和期待是怎样的。我个人非常希望这样的研究可以更加丰富和充实我们的历史书写,为中非关系的研究,甚至广义的国际关系中南方国家建立联系的逻辑和范式提供理论思考,让这部分人类相互交往的历史经验得到立体的叙述,而且也让并非“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不同地区的人类相遇以及和平交往的美好历史得以呈现。因此,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人类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思想是怎样流动的,到底互相都在学习什么?比如我们非洲研究的学者常常提醒国人,其实非洲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今天我觉得至少有一个东西可以学习,就是非洲人的和解精神。卢旺达民族和解过程,充分使用了传统的加查查法庭,这个历史上久已存在的法庭,在2012年一年的时间里组织了1.1万场庭审,在全国各地立案解决了涉及40多万名嫌疑人的案件,所耗费的资金量为5500万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通过联合国设立的正式国际法庭,耗费了10亿多美元来进行对于40个高级别案犯的漫长诉讼过程。因为参与屠杀的案犯过多,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扔到监狱里去,也不可能在大屠杀后对于犯罪者置之不理,让“不受惩罚的文化”继续弥散,于是这个国家创造性地重拾“本土智慧”,让人民法庭来解决矛盾,也吸收了南非前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带来的基督教的忏悔文化要素,当事人通过忏悔来获得受害人和其家人以及广大社区的谅解,通过这样一种和解的过程,全社会形成重新面对新生活的氛围。种族隔离政权结束后,南非种族和解过程也使用了这种方式,即请图图大主教主持了“真相和解委员会”,挖掘“我们在,故我在”(I am, because we are)的传统与班图精神,倡导仁爱、包容,强调社会共同而不是通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来矫正历史、重建共同的未来。此外,卢旺达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进行公民教育,消弭族群的仇恨和隔膜,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和解,这个过程中,有太多东西都是来自这片土地上人们千百年生活智慧的积累,古为今用,终于完成了这个曾经生灵涂炭的国家的涅槃过程。这些重要的经验和实践,值得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吸取经验教训,特别是今天此起彼伏的充满炮火硝烟的地区,如何消弭枪声,实现共存?类似地,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好案例,几乎会出现在所有有关非洲政治研究作品中的国家,就是独立以来唯一从未发生重大民族矛盾、族群冲突,也没有在多党选举以来成为族群斗争工具的坦桑尼亚,这和尼雷尔本人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建国方略、制度建设,以及教育等多方面努力促进民族团结相关。坦桑尼亚建国后不允许使用部落(tribe)这样的词,同时不断用同一个坦桑人的身份教育民众。卢旺达在重建和解过程中,也学习了这样的政治治理方式,族群身份不再被允许使用,新身份证上只有一种共同的国民身份。被殖民瓜分前,大多数非洲人没有大规模组织成国家的共同政治生活经历,从独立迄今,正如肯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在有关俄乌冲突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所说,“在帝国的灰烬上”面对现状、不断适应、探索学习,创新性积累新知,而不是怀抱旧怨不放、诉诸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手段解决外来者制造的难题。
然而,今日世界的现实是,不仅仅地区热点冲突不断,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极右民粹主义在不断攻城略地、进入议会,甚至主导政府。症结难道真的就是“他人”(这里指外来移民)的到来和本土兴起的排外主义反弹?包括在欧洲、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地区)也不例外,比如德国刚刚进入议会里的民粹主义政党,竞选和动员的策略就是制造普通民众对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外来移民的恐惧,其口号甚至包括了“生孩子这件事,应该还是我们(日耳曼民族)自己来!”在梳理南非的知识传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固然有很多来自当地产生的,所谓本土的内容,如前面所说的最早开始了化学手段的装饰品创造;但是也有很多知识技艺是外来起源的,特别是17世纪荷兰人的船只失事停留在南非,开始建立殖民据点以来,外来的知识、思想与这片土地又发生新的奇妙化学反应,有时候会巧妙地适应当地的条件,比如法国胡格诺教徒因为受到宗教迫害而来到南非开普殖民区避难,他们带来的红酒酿造技术与开普殖民区的自然条件结合幻化出世界上最美味的佳酿;当然这些到南非落地生根的外来欧洲人,面对大英帝国新一轮的碾压,挪用欧洲本土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想,喊出“我是非洲人”的口号来抗衡的同时,也在圣经和热兵器的加持之下,在伴随南非矿业开发的热潮、极速奔入资本主义生产的洪流过程中,用嫁接于圣经上的语言,将针对这片土地上的黑人土著的“种族隔离”(原义为分开发展)政治制度,打造到登峰造极,来保护自我白人小集团的优势生存。在南非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欧洲本土很多实用知识和宗教信仰,在其面对具体的非洲生存环境和新的挑战的时候,发生了变形扭曲,可以说是新的知识,也可以说是欧洲老知识的创新使用,但并不总是积极中性的,而是把人最自私自利的一面发挥到极致。类似地,关于人的流动与指导其生活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可以关注雅克·当斯的《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这是一本针对美国19世纪来到广州经商者生活状态的研究作品,其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清教徒精神和道德闻名的这些美国人,何以来到中国后就堕落、蜕变成寄生虫一样依赖当地人侍奉的(比如说外出让众多轿夫抬行)甚至成为不无残忍和剥削奴役的“白人老爷”呢?今天,经历了超级全球化,人们往往觉得全球化已经是最根本的现实,在言说任何地方知识的时候,往往会担心那是过去的、历史化了的知识,是更适应前现代时期的地方性狭隘知识,不一定还对今日人类的全球化生活有意义。我自己觉得这种认识,特别影响到我们这些研究非洲的学者,我们普遍有这样一种心理负担,总觉得非洲太过于边缘化、太过于落后、太过于弱小,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给世界的经验,更无从贡献于今日全球化时代的生活。我的回答是:NO,如前面所说到的整个人类不断实现全球化的历史,特别是15世纪以来不同地区人类交流互动的历史经验,僵化地区分所谓本土还是外来知识,这一组概念确实会成为一个新的桎梏,因为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普拉提克的《医疗与帝国》,其实没有无往不胜万能的西方,现实当中也并不存在完全任人宰割无作为的非西方或者被殖民者。从这个角度研究历史、研究过去,是为了让我们的未来得以解放,有望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到,人类演进的过程是随着不同地区的互动和交流合作展开的;而且,从学术术语上看,可能用在地知识,即英文翻译的Situated Knowledge这个术语更为准确,更能够凸显出外来者的交流、交换,也往往构成了某一个地方的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知识交换、交汇过程本身,正是人类相遇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个中并不总是和平的,甚至更可怕的是充满斗争和杀戮的,这事关我们今天的人类如何透过不尽美好的昨日之世界(取自茨威格的名篇),满怀乐观和期待地走向、建设相对美好的未来。
今天为什么我们认为非洲研究、非洲的本土知识很重要呢?一般人会从非洲与中国的利益相关度很高、双边联系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视角来诠释。我觉得这当然不错,但从更高的哲学角度而言,非洲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丰盈也具有重要意义,或者说是我们国家间文明互鉴的重要参照。正如当年欧洲的艺术家在自身写实主义的传统中已经“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毕加索等人在非洲人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突破性灵感;多年来,已经有多位热爱非洲艺术的“老非洲”回到中国来,不断倡导今天是时候要向非洲人学习了。就更广阔的范围而言,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人那里获得认知世界和自身、获得新的想象力和灵感,也是通过与非洲的交往打开自我,获得新的进步契机。当代非洲做了很多记录传统知识的努力,当然很古远的时候,包括西非的多贡人等就有了一些天文学的知识积累;南非人留下了本土有关天文现象的认知和实践,则与纷至沓来的外来者有关。今天的类似记录努力,则难免和中国相关,比如非洲人近年来关于纺织技艺本土知识的研究热潮突然兴起。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廉价的中国布料和稍晚突飞猛进的成衣制品的出口,对非洲纺织和服装业造成的影响开始受到特别关注;21世纪以来,有的学者使用了“海啸”这样的词语来夸张地形容中国棉纺织品到来的态势,他们不断发声,表达担心中国这么强大的生产能力,会让非洲任何本土的纺织工业完全沦丧,而且建议尽快使用纪录片等各种手段去记载非洲自己的工艺是如何操作使用的,谨防一旦经由全球化大工业碾压,非洲本土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就丧失殆尽了。除了适时地与非洲同事合作共同进行这样有意义的记录以外,我想我们中国学者的任务还应该包括思考中国今天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如果说,非洲争取独立时期,一代中国人都是伴随着“亚非团结”“亚非拉”等意识成长起来,谈及非洲的本土,对于彼时的中国人意味着革命性、进步性,而非洲人也留下了“热爱毛(泽东)”的经典形象;今天呢,中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缺少资源的“饥饿的龙”吗?对于关系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和非洲本土知识体系的重建,中国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显然,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陌生,十多年来的本科生课堂第一课,学生们都会循环往复地问同一个问题,“中国真的是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吗?”近年来,有关中国在非洲制造所谓“债务陷阱”的话语不断发酵,已经大规模掣肘中非继续进行发展金融合作;2024年5月,非盟成员国通过了对驴皮贸易实施15年的禁令,再次被CNN、美国之音等媒体拿来炒作毫无自主能动性的非洲居民根本没有意识到驴子的长期价值,被“狡猾”的中国商人所欺骗的受害者形象。与此同时,失语的不仅仅是中非双方的媒体,还有中非双方自己的学者——因为没有掌握中非关系研究的主动权,甚至文献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和解密等工作都还没有能够及时跟上,也没有自成一体的完整数据库支撑自己的论述,难怪被别有用心者拿来歪曲论述。当然,我并不否认西方学者客观中立的好作品,类似的例子迄今已经不一而足;我要强调的是,中非学者都还缺乏主动参与、正面和全面研究论述中非关系的努力,比如说,南部非洲国家几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之下,通过长期斗争建立的政权,其转型为执政党的也是我们叫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姊妹党,是今天党际之间联系最紧密的。近年来中国在坦桑尼亚承建了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希望通过密切党际交流来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合作。然而,如果梳理有关中国与赞比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矿业为主要经济部类的国家关系的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中国作为资源稀缺的“饿龙”的单一叙事,中国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做出的卓著贡献很少有人提及,似乎那页历史被轻轻抹掉了。显然,从档案解密、文献可及性角度而言,中非双方学人的可能贡献应该是最大的,更不必说语言文化和本地视角,缺乏的也许是对那一段光辉岁月的继承发扬的精神和使命感!我个人非常期待随着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工作的开展,这项光荣的使命由中非学人尽快承担起来,毕竟中非双方亲历者和老一辈革命家们正在离开这个世界,而这样的互帮互助不应该沉睡在“神秘面纱”背后乃至被淡忘,以至于中非青年一代,只知道双边的资源买卖关系。从非洲学界的条件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是整个私有化、自由化以来,学界基本没有了国家支持,首先是国家穷,而且国家的功能都被砍掉了,我们今天只能看到南非还有大量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学者的支持,使南非的社会科学学者能够有尊严地为国家工作,其他的国家在科研上的支持都很少。那么国家需要的智库工作由谁来做呢?举一个例子,2013年中国和加纳爆发了非法淘金事件,很多中国非法淘金者被驱逐;作为长期友好的国家,加纳政府不愿采取这么重的举措,但是如果不制止这件事情,淘金者带来的环境破坏和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已经让人们怨声载道。为了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特别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加纳邀请了时任哈佛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加纳裔教授来研究这个非法淘金现象。我认为原因可能无关教授的加纳裔身份,更重要的是他的哈佛大学教授身份,我自己就听到了加纳自己的非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抱怨之声。非洲国家的重要智库工作,经常是花重金去请海外学者来做,不知道“远来的和尚是否真的好念经”,但客观上导致了本国学者越来越被边缘化,没有资金支持的他们,往往只能去西方各种基金会“化缘”;再有,欧洲、美国的同行也经常会把自己的课题分包给非洲的同行,但成果显示的当然还是这些西方学者的,这又是一个不平衡的新一轮全球化之下的知识权力关系的再造。我多次写政策报告,建议今天的中非关系亟待中非学者共同努力,中国政府应该多支持非洲本土的学者或者中非学者的联合研究。中国自身的非洲知识生产也是严重不足的。有位南非学者在其《中国—南非关系》一书中说,尽管郑和下西洋没有殖民非洲被中国人无数次说是中国和平精神使然,但真正的原因是地大物博的中国无所不有,对于当时的非洲,“除了强烈的兴趣之外没有其他诉求”,这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中国学界长期没有深入研究非洲,对于非洲的歪曲认知反而在今天成为制约中非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种说法虽然是笼统的一家之言,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整体的与非洲相关知识的不足。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逐渐转向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以来,中国实际上面对的情况再也不是地大物博了,随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加工厂,具有价格比较优势的各种日用工业品进入世界每一个角落寻找自己的空白市场,同样也进入非洲大陆,甚至其最边缘的山乡地区,经营携带这些商品从滨海和城市不断进入非洲腹地的大量中国商人,也有不惧千山万水深入广州和义乌小商品之都精心采购的非洲商人,在大规模适应公众阅读的中非知识还付诸阙如的前提下,这些人客观上也扮演着第一批中非民间交往的“知识生产者”,或者如著名侨乡福建福清人,以口传口的方式呼朋引伴,传递自己探索非洲腹地市场的经验;或者如在广州每周末聚集在同一个石室教堂做弥撒的大量尼日利亚人,族群、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都成为桥梁纽带帮着他们共同研习和传递在万里之外的陌生新环境中生存打拼的技艺。尽管全球化的今天,信息似乎无所不在,但普通民众的大规模跨文化相遇,仍然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出现各种来自个人叙事基础上的偏见、歧视和谬误性的“知识”,这种“我族中心”主义的“知识流”,仍然会激发冲突、排外等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令人痛心疾首负面案例的发生;人与人大规模相遇,需要在更多、更充分的知识辅助之下才能平衡、消弭修正,并化解矛盾冲突。更多研究讨论“非洲本土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