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义下国家职能的蚕食与腐化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华盛顿共识的推行，一场危机悄然来临，这场危机的标志是跨国公司逐渐接管了各国的政府运作，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助产士”。这些跨国公司在这一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擅长腐化和削弱非洲政府的机构，推动外包政策，认为外包比建设强大的政府机构更为有利。这种做法削弱了非洲国家政府的运作能力，并使得国家的边界变得松散，技术娴熟与否的人都可以随意进出这些体系。
伦敦大学学院的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她的书《大骗局》中讨论了这一转型。她批评了大型跨国咨询公司，称其为“骗局”，因为它们使政府相信，跨国公司比国家更有能力管理国家事务。事实上，这种做法的后果在南非等国家尤为明显，例如毕马威等大型咨询公司深陷丑闻，其在过去二十年里的影响力大大缩小。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咨询公司实际上代替了国家的职能，接管了本应由政府管理的项目，比如国家采购和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做法导致了道德边界的模糊，从而让腐败得以蔓延。虽然跨国公司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
二.在非洲做基建：透明度很重要
现在，需要一种新的契约，确保非洲国家能够与跨国公司，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谈判，并确保交易透明、公平、公正。非洲的领导人和政府机构必须能够为公民争取到最有利的交易。这样，他们才能赢得合法性和大众支持。
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的建设项目能成为对抗西方批评的盾牌，尤其是当这些项目与西方公司主导的项目相比时。中国建设公司通常凭借技术优势、融资条件和政府支持，优于欧洲和北美公司，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协议缺乏透明度，便会导致不信任和腐败指控。南非的宪法规定，所有公共采购过程必须透明和公正，并且需要通过竞争性招标程序，这也是中国公司已经开始适应的做法。然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政府可以通过闭门协议签署协议，绕过这些透明的程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融资选项也发生了变化。30年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方面面临很大的限制。今天，随着主权财富基金和建设—运营—转让（BOT）等融资模式的出现，国家有了更多的选择。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欧洲企业，可以提供融资并以有利的条件建设项目，从而加速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
最终，成功的关键是确保项目透明，并且对当地社区有益。正确实施的项目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提供支持贸易、农业和工业的基础设施。通过明确本地技能建设、透明度和社区参与的条件，可以确保这些项目具备可持续性并得到广泛支持。
三.共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与本土化之路
在全球南方国家一些有桥梁、大马路和铁路的社区，大家会觉得这些基础设施是通往贸易的走廊，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通道，他们很欢迎这样的基础设施。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产生了。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一带一路”项目的第一阶段，最大的问题是沟通不畅。当当地的人们觉得项目不透明，并且不理解合同中的款项时，大家都不太买账。人们可能会把这些项目看作“白象工程”——庞大、昂贵、最终无用的工程，或认为这是一个腐败的安排。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因为缺乏沟通，导致这些项目引来很多批评。
在“一带一路”第一代项目中，很多项目实施得比较匆忙，而且这些项目并不总是由最厉害的中国工程师来完成。例如，安哥拉的铁路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项目的透明度和沟通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也开始向社区解释为什么要修建道路和铁路。
如今，承接这些项目的中国国有企业将会是中国的一流国有企业。在南非，正因为有这些一流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加入，项目实施进程得到了加速。而在“一带一路”初期，参与的却只是一些中低层次的中国国有企业。现在，“一带一路”项目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只是带来一波中国工人来建设铁路，而是通过更高效的方式进行。
在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很多人期待的是简单的工程建设——让中国工人来建铁路，村里的人民为修建铁路的中国工人加油。但这种做法从中国和非洲领导人角度来看是极不负责任的。这也是为什么明确这些条件非常重要——我们在建设一个项目，我们在投资固定资本，这意味着未来会有增长。我们正在开辟贸易走廊，因为人们可以自由流动，沿着这些路线修建住房，并支持农业发展，同时也可以对一些矿产进行加工。 需要明确的是，应该建设本地技能，并且人们必须理解这样做的好处。这样一来，项目就会得到合法化，更具可持续性，人民也会更愿意去维护这些项目。曾经，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是带有掠夺性质的，因为曾经有一批中国工人来到了这些地区，24小时不停工作，完成项目后就离开了。而这种做法，往往让非洲本地的人民感到反感，并为西方国家的批评提供了条件。
我认为大家都已经从中学到了一些教训，项目的条款变得更加透明，互惠互利的性质也更加明显。我想不出有什么项目是中国会拒绝让这些技能本土化的。“一带一路”初期如此匆忙地签署合同，是因为非洲国家领导人谋求连任所致，他们急于展示施政成果，现在他们已经吸取了教训。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国企业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他们必须在沟通上下更多功夫。你不能仅仅因为你在建路，就认为人们会无条件地欢迎这个项目。如果我能给中国企业或中国政府一些建议，那一定是必须投入更多的沟通成本，并且要有效地沟通。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最终会得不到民意的支持，人们甚至会因为过程不透明而耿耿于怀。
此外，中国还可以像在印度尼西亚的铁路项目一样，投资培养本地人才和本土化能力。他们可以带年轻人去中国，学习如何操作系统，这样不仅能提升项目的本地化程度，也能让项目变得更加合法和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