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在COP28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于迪拜开幕前不久，一家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阿联酋公司，因其在非洲有潜在土地交易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媒体报道称，迪拜王室成员Ahmed al-Maktoum的私营公司蓝碳（Blue Carbon）已经签署相关协议，并号称将牢牢控制非洲大陆的大片土地。这些交易包括利比里亚、赞比亚和坦桑尼亚10%的土地，以及津巴布韦20%的土地。总之，土地总面积相当于英国国土面积。
Blue Carbon打算在这片土地上启动碳抵消项目，这种做法越来越受欢迎，其支持者声称这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所谓“碳抵消”包括森林保护和其他环境规划，这些规划相当于一定数量的碳信用值。这些信用额度可以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污染制造者，以此抵消他们的排放。在参与这笔巨额交易的谈判之前，Blue Carbon在碳抵消或森林管理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是从这些项目中赚取了数十亿美元。
环境非政府组织、记者、活动人士迅速谴责这些交易，认为这是一场新的“非洲争夺战”——以减缓环境压力之名行土地掠夺之实。作为回应，Blue Carbon坚称这些讨论只是探索性的，并且在正式批准之前还需要进行社区咨询和进一步谈判。
无论该公司如何做出回应，这些土地交易依然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为了给Blue Carbon的森林保护计划让路，土著和其他当地社区可能会被驱逐。例如，肯尼亚东部土著奥吉克人（Ogiek）于2023年11月被赶出茂森林（Mau Forest），律师将这一结果归责于Blue Carbon与肯尼亚总统 William Ruto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利比里亚：在利比里亚政府与Blue Carbon进行闭门谈判之后，抗议活动随之而来。活动人士声称该项目侵犯了利比里亚法律规定的土著人民的土地权利。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Francisco Calí Tzay呼吁全球暂停碳抵消项目。
除了对当地社区会产生潜在的毁灭性影响外，Blue Carbon在非洲的活动也表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气候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批评者所说，碳抵消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漂绿”机制，该机制允许污染制造者用误导性的碳核算障眼法来隐藏大量的排放，同时为金融参与者提供有利可图的新资产类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商，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这个新兴行业刷足存在感，包括购买和出售碳信用额的金融市场。这一事态发展正在重新塑造海湾地区与非洲大陆的关系，并对这个不断升温的地球的运行轨迹产生重大影响。
1 虚假核算和碳洗钱
碳抵消项目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是的森林砍伐回避计划，此计划恰恰构成了Blue Carbon在非洲土地上的大部分利益。在这些项目的计划里，土地被隔绝并受到保护，免受森林砍伐。随后，碳抵消认证机构（世界上最大的认证机构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Verra公司）可以评估这些项目的减碳量（以二氧化碳吨数为单位）。一旦通过评估，剩余的碳信用额就可以出售给其他污染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可以利用买来的碳信用值来抵消自己的排放，从而实现他们既定的气候目标。 表明来看，这个项目确实很有吸引力。毕竟谁不想看到资金用于森林保护呢？但这样的计划其实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个可以用“永久性的缺失”来概括。购买碳信用额的买家获得了此地此时的污染权利。但与此同时，这些碳排放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从大气中重新吸收，并且谁也不能保证这片森林到那时还存在。如果森林发生火灾或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森林遭到破坏，那么收回最初发放的碳信用额为时已晚。这种担忧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近年来，加州的野火已经消耗了数百万公顷的森林，其中就包括Microsoft和BP等主要国际公司购买的补偿额度。鉴于全球变暖导致的森林火灾发生率不断增加，此类结果无疑将变得更加频繁。 第二个主要缺陷是，对森林砍伐回避计划所能带来的碳信用额的任何估算都基于一个假想的反事实：如果没有碳抵消项目，会释放多少碳？同样，这种估算取决于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为认证和销售碳信用的公司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通过夸大与特定项目相关的预估减排量，可以出售比实际担保的更多的碳信用额。这种投机操作是碳信用市场频繁发生丑闻和腐败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根据《纽约客》的报道，在欧洲揭露了一起大规模的碳欺诈案后，“丹麦政府承认，该国80%的碳交易公司都是骗局。”这些方法问题在结构上来说都是碳抵消项目所固有的，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今天交易的大多数碳信用额都是虚拟的，并不会带来任何真实的碳排放的减少。突尼斯分析家Fadhel Kaboub则将碳信用额描述为“污染许可证”。2023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Verra 公司认证的雨林碳信用额中90%以上可能是虚假的，并不代表实际的碳减排量。欧盟委员会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报告称，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下建立的碳抵消项目中，有85%未能减少排放。与此同时，最近一项关于六个国家的碳抵消项目的学术研究发现，大多数项目并没有减少森林砍伐，而对于那些确实减少了森林砍伐的项目，其减少的砍伐量也低于最初声称的目标。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出售给这些项目的碳信用额被用来“抵消比其对减缓气候压力确有实效的排放量多出三倍的碳排放。” 尽管存在这些基本问题，或者也许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碳抵消项目依然发展迅猛。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预测，到2050年，该市场的价值将达到2500亿美元，远高于2020年的20亿美元，因为大型污染者可以利用碳抵消来为其持续的碳排放保驾护航，同时还可以声称要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就Blue Carbon而言，一项预估发现，该公司通过非洲的项目可能获得的碳信用额度将相当于阿联酋全年的碳排放总量。与碳洗钱类似，这种可以让真实的持续的碳排放从核算账本中消失，换成的是几乎毫无成本的虚假的碳信用额。 2 自然资源货币化成为一种发展战略 对于非洲大陆而言，这些新碳市场的发展与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不断升级的全球债务危机密不可分。根据新数据库Debt Serve Watch显示，全球南方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分之一的国家将一半以上的预算收入用于偿还债务。面对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许多国际贷款人和发展组织现在大力推动通过碳抵消来实现土地商品化，以此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的出路。 2022年在开罗COP27峰会上启动的非洲碳市场倡议（ACMI）联盟已成为这一新发展话语中的重要声音。ACMI汇集了非洲领导人、碳信用公司（包括Verra）、西方捐助者（美国国际开发署、洛克菲勒基金和贝佐斯地球基金）以及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等多边组织。除了在筹集资金和鼓励政策变革方面做出实际努力外，将碳市场作为非洲重债穷国和气候问题的双赢解决方案，ACMI在此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其纲领性文件明确写到，“碳信用作为一种新产品的出现，使非洲的自然资本禀赋实现货币化并得以加强。” ACMI的活动与海湾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海湾地区的企业，尤其是化石燃料生产商，现在是非洲未来碳信用额需求的主要来源。例如，在2023年9月于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非洲气候峰会上，一群著名的阿联酋能源和金融公司（称为阿联酋碳联盟）承诺在未来六年内从ACMI购买价值4.5亿美元的碳信用。该承诺使阿联酋成为了ACMI最大的财务支持者。另一方面，通过保证未来对碳信用额的需求，阿联酋的这项承诺有助于建立如今的碳市场，推动新的碳抵消项目，并巩固其在非洲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尽管近年来碳市场行业丑闻缠身，该承诺仍有助于将碳抵消合法化，以此作为对环境危机的回应。 沙特在推动非洲碳市场发展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ACMI的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是沙特女商人Riham El Gizy，她是沙特自愿碳市场公司（RVCMC）的负责人。成立于2022年的RVCMC，是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和沙特证券交易所（Tadawul）的合资企业，已经组织过两次全球最大的碳拍卖，在2022年和2023年销售了价值超过350万吨的碳信用额。这些拍卖中售出的信用额中有70%来自非洲的碳抵消项目，2023年的拍卖在肯尼亚举行。这些信贷的主要买家是沙特公司，由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领导。 阿联酋和沙特与ACMI的关系以及关于非洲碳信用的交易表明，海湾地区在新市场中发挥了愈加显著的作用。除了在非洲拥有碳抵消项目外，海湾阿拉伯国家还将自己定位在碳价值链的销售端：向地区和国际买家营销碳信用。在这方面，海湾地区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空间。在这里，非洲的碳信用被转化为一种金融资产，全球的金融人士都可以进行买卖和投机。 实际上，阿联酋和沙特都曾寻求建立永久性的碳交易所，在那里，碳信用可以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2022年9月，穆巴达拉投资公司（Mubadala）证实已收购位于新加坡的碳交易所—AirCarbon交易所（ACX）的战略股权。作为此次收购的一部分，穆巴达拉至少持有AirCarbon 20%的股份，AirCarbon与阿布扎比金融自由区—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合作，在阿布扎比建立了首个受监管的碳交易所和清算中心。ACX声称该交易所是世界上第一个受监管的交易所，碳信用交易将于2023年底开始。同样，在沙特，RVCMC已与美国市场技术公司Xpansiv达成合作，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碳信用交易所，并计划将于2024年底推出。尽管这两家位于海湾地区的交易所是否会竞争或优先考虑不同的交易工具，如碳衍生品或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碳信用额，还有待观察，但显而易见的是，海湾地区的主要金融中心正在利用其现有的基础设施，在碳销售方面确立区域主导地位。 从生产碳信用到购买碳信用，海湾地区活跃于碳抵消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现在已经成为连接非洲大陆与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的财富攫取新方式的主要参与者。 3 巩固化石燃料的未来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海湾地区的石油，尤其是天然气产量显著增长，同时能源出口大量东移，以满足中国等东亚国家新的碳氢化合物需求。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大力度发展以石化产品、塑料和化肥为代表的能源密集型下游部门。在Saudi Aramco和ADNOC的领导下，海湾地区的各个国有石油公司现在能在资源储量、炼油能力和出口水平等关键指标上与传统的西方石油巨头相媲美。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面临环境危机的现实，海湾阿拉伯国家仍在加倍化石燃料的生产。因为他们的战略利益在于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一个以石油为燃料的世界。正如沙特能源大臣在 2021年所说，“不会放过任何一分子碳氢化合物”。但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海湾阿拉伯国家“将头埋在沙子里”否认气候危机和“后石油时代”的到来。相反，就像西方大型石油公司一样，海湾地区扩大化石燃料生产，其目标亦是夺取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领导权。 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大量参与有缺陷和未经检验的低碳技术，如氢和碳捕获。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试图引导全球气候谈判议程，这在最近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7和COP28中可见一斑。正是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大力“引导”下，应对气变的政策讨论删除了有关淘汰化石燃料的议题，应对气变的全球性活动变成了这些国家石油企业的公关舞台。 一些批评人士尖锐地指出，为了拖延、混淆和阻碍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海湾地区可谓不遗余力。而发展碳抵消项目恰恰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通过对碳抵消项目进行欺骗性核算，海湾地区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一边可以照常营业，一边还能高喊实现所谓的气候目标的口号。
